據說托爾斯泰先生曾有這麼一段故事：有天他在路上施捨給一位乞丐，這時有一個人跟他說，別給他，這傢伙惡名昭彰。托爾斯泰則回答，我不是施捨給這位乞丐，我是施捨給人道。
前日去公館，在台大前面的地下道，我不清楚是不是天天如此，至少在我去的時候，總會看見那裡有人擺攤（賣童書）或者形貌落魄的中老年人———都是男性，這究竟？———在「交易」。這種說法不恰當，但是如果使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看的話，這些乞討者（暫時就這麼稱呼他們吧）在販賣形象，一種悲慘的形象，而有人———當然並不多———願意出錢將這種悲慘給買下來，至少是一時地買下來。我的意思並非指所有的乞討者都深知這種經濟力學，因而出現在地下道；我想說的是，我們的觀念與社會說這些人是需要幫助的，然而他們需要幫助的理由，並非因為我們這些施捨者曉得任何他們以命運的殘酷所鑄成的編年史（或許因受傷而後失去工作，接著妻離子散等等），僅因為他們「看來很慘」：斷手斷腿、沒修理的頭髮和鬍子、骯髒的身軀與服裝，和閃亮的眼睛。換句話說，至少在面對這些初次見面的乞討者的時候，我們幫助他們不是出於任何實質的理由，而是為了符號。
我也不是說施捨（或者，如剛才講的，「交易」）他們的人有什麼不對，我只是不清楚這種想法究竟是怎樣運作的。用運作此詞頗有機械的味道，但我確實懷疑這種思維本身相當具有機械性。當時我看到一個年邁的老爺爺，他面前擺有口香糖———也不曉得為何，總是口香糖———，手裡拿著一個，每看到（可是我並不很肯定他是「看到」）有行人經過就做出遞出的姿勢；背後有個音響正在放佛經，帶有音樂的那種。
這情況首先吸引我的並非其他的什麼———我得承認我感到同情他———，是他的表情，絕對不是年紀或打扮等等那些（試問，究竟一個什麼樣年記的人得做什麼打扮，才會讓他在地下道販賣口香糖這件事變得正常呢？）。他那怯生生的樣子，看來十分無辜（你為什麼要顯得無辜呢？難道這不是「合法」的嗎？）。另一個讓我很在意的就是佛經音樂。為什麼是這個？第一，音樂在此毫無必要，而使得整個狀況更顯得矯揉（如同電影和電視劇中的原聲帶一樣）。這來自兩方面，因為這位老先生不發一語，讓音樂就算要幫他說什麼，也立刻就失去其地位；另一方面，買口香糖或是出自需要，或是出自同情這位販賣口香糖的老先生（如果不把同情視為道德心的糧食的話），兩者皆與音樂無涉。
第二，如有涉，那情況就更糟糕。這表示我們的同情作為會是因為音樂，而非因為看到這位老先生。「會」這個字在這裡很重要。就像我寫下「悲慘」兩個字，然後讀到的人就開始流淚一樣。重點被搞錯了。我們跟這位老先生買口香糖是因為音樂給予這種氛圍，甚至跟同情心無關。我不願相信這兩點之中有哪個是正確的推論，毋寧將之視為一個老先生興趣的展示。（只是這樣又能掩蓋什麼呢？）
托爾斯泰的人道是什麼？是那悲慘的模樣？他做的事情某部份是對的，也就是，在我們施捨之前，的確不需要一個道德評鑑表，而只施捨那些在這個量表中名列前茅的乞討者（試問，乞討者有所謂的「道德」嗎？）。但是，我們的施捨究竟是因為「他們需要」抑或「我們需要」，更或者是其他種種原因。很危險的是，單純由符號決定了位置（如同裝扮），再配上一個毫不遲疑的頭腦。
記得在電影《Matrix》（《駭客任務》）第一集裡面，開頭沒多久的地方，Morpheus（似乎是這樣拼的？我有些忘了）給了Neo兩個藥丸：一紅一藍，說一個是通往真實世界，另一個則是繼續停留在「虛假」的世界中，要讓Neo去選擇。
由於某些原因，不久前曾經討論過這個橋段，跟一位開口閉口大多是Derrida、Zizek、Baudrillard等人的理論和一點點的Foucault，專注於電影和Sci-Fi的傢伙。其實看他的傾向很明顯是一般所謂的「後現代」理論者———畢竟不少創作者也以這些人的理論為養分，《Matrix》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些人的理論都有其趣味，不過引發的問題絕對不會比解決的問題少。經常聽這個是logocentrism，那個也是logocentrism———似乎是這樣拼吧，或者再加個s，聽到耳朵都快長繭。我倒是蠻想笑這些人都有post-centrism，所以說，對中心的逃離結果成為這些邊緣開始往中心靠攏，似乎只是換人做看看而已。至於Zizek，他對petit a和jouissance（似乎被翻成「客體小a」和「執爽」的樣子）的執著以及一些奇妙的論證（比如人只能死兩次這種手淫的想法。認為一個人能夠在他人的記憶中活著，未免太過自傲，而且，那真的是「活著」嗎？還有另一個：The truth is out there。引用《X檔案》之語。卻忽略了對外部事物的解釋來自於人的觀點，這樣實在是很容易陷入倒推的謬誤。）讓我想保持一些距離。不過，讀他寫的東西蠻有趣就是。還有Baudrillard，他的擬像論就不介紹了，這個問題要講實在得花掉不少篇幅。他的行文十分奇妙（不信邪的人可以去找國內翻譯他的一些小文章讀看看），比起我當初讀早期的Foucault感覺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總歸，整個討論就是在充滿雜音（這不正是「後現代」的特徵？）的情況下進行。當時提到這個藥丸的問題的時候，Zizek曾經對這個橋段做出評論，他想要的是第三種藥丸。而與我討論這位似乎對這種隱喻很感興趣。當時我並沒有把話說好，現在重新再講一次（雖說對象不一樣了，我再提起的原因並不是為了給這位看到，而是多少出自報復的心態）。
如果今天我站在一個二叉路口上，有一個人出現跟我說：「左邊的路通往天堂，右邊的路通往地獄。」（順序可以調換無妨，在這裡方向本身並無暗示）並要我選擇。這時我該怎麼辦？難道我就真的想出種種理由逼自己踏上前往天堂（或地獄）的道路？這是我當初所試圖論證的：藥丸顏色的選擇其實是一個偽選擇。我的意思是說，首先，這兩者都有可能不是真的。這個選擇乃是一個外力的強行介入，的確很有壓迫感，但卻無法保證其真實：我為什麼非得相信你不可？如果你跟我說的正好相反呢？或者根本不存在天堂與地獄呢？對Neo來說也是一樣，他根本沒有必要相信藥丸的選擇，毋寧說他還有充分的理由懷疑。
或許有人要反駁說，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證據（「你看，左邊那條路上，有天使在跳舞...。」）Neo才會相信的不是嗎？這個選擇也就因此而是真實的不是嗎？必須注意到的是，世界已經先被分為兩塊：真實的與虛偽的（和天堂與地獄），那麼這個選擇才有可能。所以，這個選擇並非是一個對「真實」的考驗（因為真實早就已經在那裡，等著人選它），而是一個對尋求真實的衝動的考驗，易言之，對德性的考驗。問題就在於：真實與虛偽是否能夠被區分地如此明瞭？對真實的衝動是否真的會強到讓我們設想一個對立的選擇：除此之外，別無真實。
這個橋段有兩個隱藏在藥丸顏色之後的問題：首先就是為什麼沒有其他顏色（為什麼沒有通往此世的道路）？接著，這究竟是不是藥丸？這個選擇本身乃是一個錯誤的起頭。我拒絕這種非此即彼的對立，
（如此一類的假議題經常在政治上被使用。比如我們只能以民主———「因為我們喜愛自由。」如同布希先生所說的———對抗恐怖主義，像是除了這些基本教義派的陣營以外人類毫無其他立足之處。結果就是民主所宣稱的自由陷入一個矛盾的情況之中：你只要選對了，你就是自由的；與此相應，選錯了，我們只好「解放」你。自由並非是選擇的自由，而是選對之後的自由。還有一個，就是似乎非藍即綠的氛圍，事實上，我們還有其他顏色，一個人在選擇自己是台灣人或是「高級外省人」之前，必須先認為自己是一個政治個體，而這個政治個體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也拒絕相信給我這種對立的人。這些都讓這個選擇失去其色彩。讓我感到不協調的是，Neo毫不懷疑，而這個抉擇正是在他對於突破日常的渴求下出現的：一個沒有女朋友、單身居住、被上司斥責的現代都市失敗人典範。我除了認為他是想逃避以外，想不出什麼能夠合法這種選擇情境的理由。再一次：真實與虛偽的區分難道對他來說真的這麼重要？
結果是，我們看到Neo似乎是對顏色做出選擇，亦即，對真實或虛偽做出選擇，事實上，他根本沒有選擇，那選項只是擺好看的：你不選對的那邊，你就繼續當一個不見天日而悲慘下去的上班族，毫無自由。誰說真實沒有壓迫感？
如剛才提到的，這個傢伙很喜歡Zizek所說的第三種藥丸的隱喻。這我也不以為然。選擇哪種藥丸都不是第一步，而是為什麼我需要藥丸。對一個瞎子而言，能「看見」何謂真實與虛偽（或者其分界，或者其分界的曖昧）有任何意義嗎？如果說，跟Neo一樣，我所需要的真實乃是現在悲慘處境的對立面的話，這種思維除了提供一種手淫的快慰以外並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留下。事實上只消一句話就好：我拒絕提供給我藥丸的布爾喬亞邏輯。Neo他用現代商業術語來說，只是個代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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