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大選接近，近日我看NHK對選情與辯論會的報導，與台灣媒體多有類似之處。我不清楚美國媒體是不是也這樣，或許不少國家的媒體已經變成這個樣子，這還需要更多的關注。
報導一開始大多都是針對二者的打扮、台風與談吐等，幾乎沒有一開始就說兩方（或多方）在論點上有甚麼見解，還有哪些見解的異同。到了報導後半，就算提到甚麼議題本身，也少有聚焦在論點上，通常都是說這些回答態度如何如何。這到底是因為這些論點本身都丟人現眼，因此連深入一些探討的價值都沒有，還是說根本沒人在意他們講甚麼。
這是讓人蠻害怕的一件事情，對辯論會的報導不過小而小者；在選舉中，對於一個候選人的政策在大多數狀況下我們只能有粗略的認識，而辯論會是個讓一般人可以瞭解形成政策背後的原因很好的機會，
（前提是辯論會的形式應該開放一點，我不太理解為什麼大家都很喜歡限定時間然後交叉質詢這種模式。限定時間基本上會讓很多議題討論變得急就章，特別很多議題牽涉的層面又很廣，就以「為什麼要刪除國防預算增加社會福利」為例好了，這必須要解釋國防預算目前支出多少、比例大概多少、主要內容為何、要移轉到何種或哪些社會福利項目、當前社會福利支出多少、比例大概多少、為何需要以這種方式支持社會福利等等。一般人除了不太容易得知這些訊息以外，也很難瞭解這之中的關聯，最重要的是去瞭解要執行這種政策背後的完整理由。幾分鐘是講不出個所以然來的。）
結果台風跟態度反而占了上風，至少在媒體報導裡。或許媒體們都很瞭解政府運作的方式（就好像他們報導的對象是自己一樣），又或許他們根本就不在意內容如何。我怎樣也不肯相信這些內容沒有人聽得懂，我們的智識份子多如牛毛又謙恭有禮，願意虛心受教。所以我實在不懂這問題到底出在哪裡。辯論會報導已經快要可以歸類在娛樂新聞裡，只差他們還沒有如此自稱。
所以，與上面提及有些相關的，就是《理性選民的神話》書中所講，這本書的主要想法是：民主制度搞了這麼多奇怪的、不符合經濟學理論的政策出來，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這個制度本身有甚麼問題，而是來自於一般民眾的偏見；換句話說，理性選民其實不多，甚至就說很少吧。這本身當然沒有甚麼好讓人訝異的，好像民眾的智識修養還曾經是問題一樣（就好像每個人還真的都是「理性」的一樣，這裡是用經濟學的定義）。本書提出了不少很好的觀點，不過另外也有一些不很恰當的描述。
想想，我們當前的政治，其實超過一半的內容是總體經濟學，而主流的分析都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政治活動，這無論如何會出現一些差距。「選民」本來就不是「理性」的，一百年前選舉的投票率比起現在（以英美為例吧）高出不知多少，識字程度跟教育程度也不會比現在的選民高，或許以前的人都比我們理性很多，然而也有些調查否認這一點（見《懷疑論者》雜誌）。我想說明的是，說一般民眾不理性（再次重申這裡的理性都是在經濟意義下使用的）相當正確，然而本書之後對政策的分析多數都有錯誤。
首先，本書一個很明顯的推論跳躍來自選民不理性的分析：因為選民選擇不理性政策的成本接近零，因此他們會盡可能「消費」不理性。就先不說消費這個詞放在這裡會有怎樣的結果，這種推理的基礎之一是投票的預期收益（成本）在自己這一票幾乎不可能影響選舉結果的概率下幾近於零，然而更為合理的推測是，既然如此所有人可以「盡可能消費」所有政策，因為所有政策的收益（成本）都一樣接近零，根本無法說一般人就一定會選擇不理性的政策。要使這種說法成立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不理性的人無論如何都會挑選不理性的政策當作最佳策略，這是遠比一般人不理性要強許多的假設；而且，整本書裡面完全沒有說清楚一般人為什麼會不理性，就好像這是天生狀態一樣；還有，不理性政策為何會是不理性者的策略。書中只談到四種偏見，但卻沒有談到這些偏見從何而來。
就讓我們接受不理性是天生狀態吧。本書作者Bryan Caplan先生並不是很關心這點假設的來源，所以也沒多著墨在此，只在書的最後說了一些可能使人們不再不理性的方法（接受教育等等，而是怎樣的教育呢？）。作者的意思並非如此，然而我想最好的解釋方法就是承認人不總是按照經濟理性來對待以及判斷所有事物。以書中一個例子最容易說明差距：本書作者談到政府（以及不理性的多數民眾）不斷想方設法提升就業，他說，然而，經濟上重要的是產出，只要能保有同樣的產出，那我們減少使用的勞工時數（這裡有兩種方式，一個是裁員，一個是減少工時，我不確定他說的是哪種還是兩種都算）其實並沒有甚麼不好；而且，以長期觀點來看，裁員是有助於經濟發展的，沒工作的人會用其它方式去產出其它的東西，使總體產值進一步增加。
我大致同意作者，經濟觀點下事情當然是如此。不過可以想一想，有沒有辦法說服一個有兩個小孩的人，在他/她遭到裁員回家的時候，桌上還有今天寄來的水電費以及貸款帳單，等著繳學費的孩子們坐在桌前，當面跟他們說：「現在我沒有收入，所以甚麼錢我都沒有辦法付，不過這對經濟長期發展是好的。」首先，當前社會沒有工作對多數人意味沒有收入（天生的食租者並不多），沒有收入就甚麼（在經濟意義上）也做不了，更甚者，當前最容易被裁員的不是沒有家庭兩袖空空的年輕人（不過有時裁員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後果更為致命），而是已有家庭與固定開銷的的中老年人。當然這對經濟學理性來說可能都不算甚麼。只是為了未來的人，我們到底要「犧牲」誰？我用這個詞一點都沒有誤導的意思，因為那表示為了未來的總產出，我們可以先放棄當前一些人的生活水準。而這理所當然不是經濟學的範疇。
還有幾個尚未被解決的問題是：第一，怎樣才有辦法保證，這些被裁員或減少工時的人，多出的時間也會投入在產出一些甚麼？當然可以認為流浪漢與無家可歸者有助於社會服務或非營利組織的大量產出。我的意思是，無法保證這些人還有能力從事其它的生產，這牽涉到專業門檻以及偉大的競爭市場機制（競爭市場難道允許一個門外漢拿著三流產品出來賣嗎？而會買的人難道是因為出於理性嗎？）和種種原因。接著，除了對於人類生產能力的樂觀以外，Caplan先生或許沒有察覺，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人的成就是由其產品來衡量，而產品來自於勞動；一個失去工作的人同時也就不再有自己的產品（他自己一個人或許還是會產出的，只是這些產出的成果不在勞力市場上出現，因此算不上產品），也就失去了成就的可能性。這對當前人類的完整與自信來說都沒有好影響，不過，經濟學當然也不管自信（就好像經濟市場除了理性以外甚麼也不會有了，並將認為有其它東西的人歸入不理性）。
本書的分析最關鍵之處，是在Caplan先生假設政治運作的方式：選民投票是為了其偏好的政策能夠被執行（一個很詭異的假設就是選民會選擇「意識形態最接近的」政策），而當選者也是為了代表投給他的票的那些人以執行政策；這對於某些民主政體來說可能是正確的，但遠非所有民主政體都是如此。或許Caplan先生不常接觸歐陸政治，其中選票、選民、政黨與代表職位之間的關係遠比這種光譜型的二者擇一掮客型政黨選擇要為複雜。當然他的數據幾乎都是美國選民的，所以會得出類似的結論自然不是太奇怪。
書中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不斷提出宗教與馬克思主義份子對其信仰內容或學說的宣稱是「非理性的」，以此為基礎說明非理性的運作方式有點誤導。很簡單的事情是，每個人的理性並非平坦的（否則不會存在這麼多種不理性的人不是嗎？這或許對經濟學來說一樣沒有區別），信仰也是；我們很容易用一些經典的文獻來說明誰的思維脫離了他自己宣稱要遵從的範圍之外，相同地，拿出經書來說所有人都「這樣」信仰，讓我們暫且同意這點（就好像一個人在經書前面沒有得選擇一樣，這就是一般「科學精神」在抨擊宗教時最容易犯下的錯誤），不過接下去的推論就很有趣了：Caplan先生指出他們之所以選擇「不理性」是因為（與政策選擇上相同地）幾乎不會有成本。這個推論跟政策具有一樣的弱點，而且，很多人讀同一個人寫的書都有辦法得出不同樣的結果（經濟學裡又有多少學派呢），我們又怎樣可以期待，所有人都可以照著經書上寫一樣的行動？耶穌說「愛你的鄰人」快兩千年了，不要說不理性的人沒有完全做到，理性的人也一樣沒辦法，這是不理性的問題，還是什麼的問題？
柄谷行人的這本《倫理21》非常之混亂，我說的是他敘述的方式，至於內容則不是那麼地難。他提出的他者性（otherness）其實正好是後現代主義者之間廣泛被運用的概念之一，因為現代性最大的特徵就在於同一性與去差異化（民族國家的崛起可以說是最好的代表），後現代主義者（自覺地）站在現代性的對立面上，因此他們談到他者性，並以之為對抗現代性的武器（如果不是只侷限在保持清醒的意義上的話，不過後現代主義者幾乎沒有這麼「保守」的人，我說的是表面上的，他們之中的多數都是右派）。
以下幾個是我不太理解的地方：為什麼這本書的名字有21。還有，書中經常出現康德的言論，我不太瞭解康德的思想，不敢說柄谷先生講的是不是完全正確，但從其言觀之，當前的新概念完全是「古已有之」（這點跟儒學不知為何很相近）。所以，康德講的話當然也有他者性的概念在裡面。這可能有點誤導。
首先我們要先搞清楚書中一直講到的倫理、道德等詞。柄谷先生雖然在書中批評了Arendt女士，但完全誤讀她的思想（而且本書很糟糕的是沒有提供參考書目，雖然最後我們曉得這本書是由兩篇演講為主幹的，但重新寫的時候沒有把這些參考書目加上去實在說不過去），而且就單純以道德議題來講，Arendt女士講得比起柄谷先生要好太多。
其實我們可以從柄谷先生提出的事例下手，反而會好理解一點（簡單來講，採取現象學的手段…），比如說赤聯以及宮崎勤的事件。後者我曾經用別的角度講過了，也就是其推論以及歷史的態度。柄谷先生主要關心點在以下兩個聯結：一是，這件事情的責任究竟有沒有被正確理解（所以他提出了事件的原因與責任不同）；二是，道德究竟應該怎樣被瞭解，精確地說應該站在怎樣的角度來瞭解（就如他提到康德的「世界公民」概念）。
事實上兩者最大的背離之處在於：柄谷先生認為責任應該是對自己的行為有盡可能徹底的認知，而非由其他人來承受。蘇格拉底以及拿撒勒的耶穌所講的就是「不要與自己不合」，意即，我們的道德來源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至於，我們的行為的後果釐清等這類知識論的問題，最初並不在道德的範圍內。而且，道德的問題其實遠沒有那麼複雜，那只是一個「我不能…」的句型而已。把知識與道德完全聯繫起來，那就一定要將知識的追求放在某種強迫性的位置不可，擁有一定程度的知識當然是進行道德判段的前提之一，但不會是道德本身。就如書中他提出許多文學作品的段落一樣，如他熟悉的，文學作品的特色之一就是，表現出雙重的真實：外界的真實與自己內心感受的真實。這是一個偉大作家的試金石之一（另一個則是作家的技巧），不過能達到這種程度，以及清楚地抱持著如此思維的作家不在多數，更遑論一般人了。開玩笑地說，柄谷先生希望大家都可以成為小說家，這種理想很好，可是離我們現在還是太遠。我們現在最多只能做些，就像是電擊器一樣的事情。
最近看到將暴力美學化的思維，其來源與極左和極右有相當大的關聯。我回想到一些崇尚血與暴力的講法，多有符節之處。
暴力本身就是非理性，崇尚其高度，或者寄望暴力可以通往其它讓人類優於現狀的能力的聲稱，基本上來說都是失去信心，拒絕理性的進步觀念（啟蒙時代以來基於理性的哲學家多數抱持的態度）。這同樣體現在對中產階級（還可能加入國族主義與反閃，只要給出一些煞有介事的理由結合中產階級、閃族人還有國家種族）的敵意上，因為中產階級已經透過理性毫無疑問地掌握了這個世界：代理制議會、市場、日常生活、藝術品甚至趣味，使得人「墮落」且「庸俗化」了。透過理性不會有任何改變（這假設理性本身絲毫不會移動，就跟暴力一樣），只要再加上暴力可以通往某些人類的品質，與理性的庸俗一經比較自然會顯現出本體論的優越，所以理性—暴力的對立圖示就被創造出來。
中產階級的理性在這種觀點下幾乎一無是處，理性所創造出的生活水準整體提升的效果被忽視，甚至被認為可能有害於人類健全而健康的生活（請見佛洛伊德）。這種說法提供給我們兩極的選項：要不放棄理性，要不當個庸俗的殘廢者（後者很容易滑動到將人給非人化）；換個方式說就是物（與其構成的世界）的徹底神祕化，或者是物無論如何都能夠保持完全中立性。
這種觀點首先造成兩個後果，一是，其選項無論哪種都不符合現實，而且似乎不存在認真面對事件確實發生的選項；接著，理性全面被擊潰，找不到從部分開始重建的方法（而且也不會有崇尚暴力者認真考慮這點），暴力將帶給人總體的出路（這點與俗人宗教所追求的很接近），恢復人的尊嚴。
然而，完全屏除人類理性的能力，而僅保留與世界的美感的生活，本身難以實現。暴力排除言語，也就同時否定了人類的政治生活。如果尊嚴指的是可以在公共空間中，在他人面前行動和語言，那暴力其實也無法維護人類的尊嚴。只有在某種先驗性的整體感覺中（佛洛伊德稱之為幻覺的東西），暴力才有合法的藉口。
不過這也不是說我徹底反對暴力，而是在大多數狀況下毋須使用暴力，而且暴力最多也只能導向恢復使用言語的結果，不會有其它的甚麼。那些主動使用暴力使得他人受苦的人（最極端的形式就是發動戰爭），他們對人（雖然說在他們眼裡其對象可能不完全稱得上人）所犯下的罪行，必須要有所反應，並且盡快制止他們。強制他人不再使用暴力本身也屬於暴力的一種，但徹底放棄行動而旁觀他人受苦，只屬於犬儒主義跟非現實的世界。
我也同樣很難理解軍事與武裝愛好者的心態，特別是在當前這個世界，區域性衝突還看不到消失的跡象，養尊處優的資產階級已經開始自己模擬小型戰鬥的發生，並且以此為樂。還有，在ACG裡也有不少以暴力為主題，並刻意描寫之的作品（其觀賞者幾乎都是資產階級），只要我們正視現實中發生了甚麼事情，這些暴力本身就會顯得非常可笑（就好比如Saprano家族的人一被放在戰場上，他們的手槍、情婦跟心理醫師完全沒有用處。而該劇也與精神分析結合）。暴力對我們來說大部分是娛樂效果，而不會是我們努力去消除的一種事物，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現在的人都不喜歡對話，至少可以確定，很少人想正視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