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因工作跟一群日本人和另一個台灣人在台北各處繞一整天。中午吃飯時大家聊起來，他們對我不是很熟（其中只有兩個人跟我見過一次面），問題幾乎都衝著我來。
無視我們這群人裡面有位女性，他們講起ラブホテル的事情，那個台灣人忽然說我一定常去吧，我正色回沒有。坐我一旁的日本人老傢伙忽然說：「何むきになってんだよ。」大家都笑起來。
老傢伙也問我的大學，聽完向其他日本人說我是エリート。根據我在學校裡的經驗，包括我自己，大多人都不務正業混吃等死，或是準備考公務員（當然不是為了榮譽），連エリート的エ字都稱不上。不過這種心態的運作大概不限國界，否則不會有很多人聽到長春藤就高潮。
該女性在那天讓我開了好多次眼界。比如在廠商那，雖然她和老傢伙（她的上司）還有我都不是主角，為了帶些東西回去至少集中精神聽聽會上說些什麼，反正也做不了其它事。她卻筆記本打開拿住筆頭稍稍低著就睡死在桌前，去幾家廠商開幾個會她就睡幾次。只有最後傍晚時回到台北市拜訪那間沒睡著。她的上司也注意到了，卻，至少在我們面前，沒有講什麼。
那天晚上他們邀我去吃飯。邀請的是老傢伙，出錢的卻是另外一位日本人（不知道這能不能歸入剩餘價值）。本來那老傢伙要攔計程車，不過要去的地方很近，捷運不過兩站。我向他們說明以後一行四人就搭捷運去了。該地攤販似乎都看得出這群是日本人，時而用日文搭話者有之。最後決定在某間海產快炒店吃飯，店員用日文向我們解釋有什麼菜色，不過他只說得出幾個單詞。我用台語問他：
「這什麼魚啊？」
他先罵了句髒話，用台語回：「你會說台語怎麼不早講，我還以為你們都是日本人。」
席間老傢伙不斷為大家斟酒自己卻喝得不多。這種畜牲在外頭跑多了經常會見到。反而女生挺能喝也挺能吃，除了我們點的菜，還去外頭攤販買酸辣湯跟麻辣鴨血吃。她問我要不要喝看看酸辣湯，不過攤販只給一隻塑膠湯匙，我起身想去要另一隻，她隨即說不在意，讓我直接用。這是我唯一一次跟非親非故的女生共用餐具。我認為這是相當親密的行為，如果沒有一定的信任和瞭解不與人同食，遑論共用餐具。
酒足飯飽他們說還要在附近逛逛，我陪同該女性去挽面。她到哪想買東西總是會讓我跟店家說要殺價，撇開其中可能隱含的國族主義情懷不談，真不是個好習慣。店家回答也是千篇一律：價格就是這樣沒法改。她遞給我她的智慧型手機要求在挽面的時候幫她拍照，我拍了大概五十張。其間我和正在動手，似乎是這間小店的老板娘閒聊，她（用台語）說自己還是女孩子的時候就在幹這行。還問我一直拍照做什麼。
我們出來後先遇到另外一位，於是在路口閒聊邊等老傢伙。這位說本來想買些禮物帶回去給自己的小孩，結果到處都看到AV光碟。話題轉到電影，那女生說：
「ギャング，あんな映画好きなんです。ドリルで人をぎーのが…」
「あれって血まみれじゃないですか。」
「そうそう。」
老傢伙出現以後大家一同回去，路上有攤販在賣鳳梨酥哈密瓜酥等甜食，那些日本人試吃時也給我一個，之後滿嘴好吃似乎很滿意的樣子買好幾盒回去。雖然我吃了以後覺得不過是普通到無以復加的東西。我們拜訪公司其中一間是小型的射出廠，機器沒有幾台，員工也不多；會議室桌子中間有堆滿點心的大盤子，從鳳梨酥到很粗的玉米棒、糖果都有。那裡的鳳梨酥才真正是高級貨，老傢伙卻啃玉米棒頻點頭。
（二）
幾乎每個接觸過的日本人都說我長得很像日本人。雖然我大致能從台灣人群裡發現誰是日本人，但說不上來是什麼讓我發現的，也許是裝扮、氣息，或其它東西。
其中有兩個人評價我的日文，一個同樣是在工作場合擔任翻譯的時候，他和我的上司（她不懂日文）說：「He says very beautiful Japanese.」這位背景頗有趣，他是我們同事的前上司，在某日系企業工作很久，和我們老大也是舊識，退休以後自己出來建立公司，主要做標準化訊息建置。跟他見過好幾次面，那是最後一次。據他以前的下屬所說，這傢伙挪用公司的錢幹了不少好事，比如幫自己打肉毒桿菌。以他那種年紀看來確實頗年輕。另一個是我在堺遇到的志工，她說我的日文「発音がきれいだから。」大概是不少人以為我在日本學日文的原因。
也許有的人會認為這樣很好，其實沒什麼特別的好處。甚至還有一次我因公司聚會———當天我因為簡報整個公司內的事務被刮了一陣。我們老大很好地體現商場結構下的必然（不是變態）產物，也就是失去自己的自尊以後需要很快地在別人身上找回，稱之為牛頓第三運動定律未嘗不可。在會上我們老大宣布他權力鬥爭的結果，而且他還邀請那個被他鬥爭的對象與會（你就曉得自尊是碰都碰不得的東西了吧）。雖說是玩樂場合，但跟公司這些人毫無交心，無聊到我都要睡著。找機會離開以後，我從台北著名的按摩和俱樂部街走過，經過一間便利商店前時，一個大約五十好幾、禿頭白髮的男子忽然靠近並低聲和我說：「こんばんは，かわいい子？」
一些抱持正面觀點或者本身具有強大的正能量人物應該會說，這是長得像台灣人的台灣人無法體驗的。
（三）
曾跟某間日系大企業合作，認識他們在台分公司以及日本總部的一些人。日本總部過來的有一位是從分公司派過去的台灣人，是個日文很溜、身形嬌小、濃妝且性格強勢的人。我忘記她原名甚姓何，只在活動上聽過一次。無論是我們或她公司那都用日文名字叫她。她常陪同該公司日本總部的高層或獨自來我們這裡開會，光從她的陪同出席次數和發言時間就能瞭解至少在台事務這人有多重要———我指執行層次。她做的表格都很不錯，與我們公司秉持台灣人的馬虎精神絲毫不同。
一次她獨自來開會時———和其他高層在的時候個性較為收斂———，我也在場。無論是不是在會議上，我非常不喜歡強勢的人，大概因為我很固執，我從一開始接觸就蠻討厭她。那天談到候選廠商資料的事情，她忽然轉向我說：你在哪天以前弄好，可以嗎？言下之意好像我成了她的下屬。我的上司（從開始工作以來我的上司都是女性）再怎樣也沒有撈過界到這種程度。我挺不高興，只嗯一聲。公司裡的大頭大概也感覺到狀況不對，立刻從自己嘴裡重新下達命令。那之後我幾乎不曾和她接觸，只有聽在台分公司的同事談起她時說對自己要求很高諸如此類有說跟沒說一樣的話。
另一位在台分公司的是四十多歲的老手，日文也很不錯，我經常和他一同拜訪廠商。他的說話方式和日本人很像，把一件事拉很長去講。自稱是環保一家，全家都沒有車，這樣的人卻有煙癮，真是奇特。在翻譯裡面我的日文算差勁的，這當然歸因於我沒有什麼機會能練習，只能以戰養戰。他曾安慰我———也許是場面話。業務有兩種人，一種是接觸以後不會覺得討厭的，另一種是只會讓你想砍人的。無論哪種說的話一樣都不可信———我的日文其實不錯，假以時日...等等。他曾經和總公司的同事談起台灣一些重大建設的狀況。
一次我和他還有另外一個日本人（自稱お宅）去訪廠，間數很多得跑一個多禮拜。我每天都從台北搭高鐵下去和他們會合。因為是派遣員工，費用得先自己出，然後再透過公司和人力銀行申請。這種規則本身有太多可以改進之處———最好不要有派遣員工，難怪大多數人都會覺得同工不同酬很正常———我那個月薪水幾乎都用在四處跑，如果境遇差些要繳房租供養長輩的人難道去借高利貸或賣腎捐精嗎？出國的時候也是一樣，我因為護照過期又沒有台胞證，兩個辦起來要幾千塊，但這全都屬個人事務公司不補助；（這種心態算不算協助陣前通敵？）人力公司的規定是費用全都實報實消，服務的公司有日支費我卻沒法用（派遣員工就是在公司之間的難民），又不是所有地方都會準備收據讓人報帳，就算給了台灣這些精明能幹的會計也不見得看得懂。還好出國時吃飯幾乎都靠對方，同事很好心地讓我一並申請她的住宿費（這是偷雞摸狗的事情，她說以後不會幫我了，卻主動提及可以這樣做。光為此心她就應該上天堂），若非如此因公出國又得花掉個把月薪水拿不回來。對照一下人力公司和那些老闆很喜歡講的年輕人要儲存資本，我不太懂在這種情況下要怎樣做到：這個年輕人不能有家累（為了大學學歷而申請就學貸款的人只能飲彈自盡，而這塊地方，不曉得怎麼回事，非常喜歡培養這種提早被判死刑的人），甚至家人可以拿出幾十萬協助創業（戴先生就是這種鬼扯的終極版本），還得先要有一點積蓄，否則連國門都出不去，而出國又是這些人最喜愛的履歷。所以要不年輕人空有滿身學識、要不在大學時期就被兼職工作壓得喘不過氣，然後再宣稱大學根本沒有用：因為除了打工根本沒有學到任何東西。
日本人每間都看得很仔細，多虧如此我也觀摩不少。在行前會和最後的總結會上他都有拿出一台很特別的PC把資料傳給我，那台還不及現在的主流tablet大，儲存資料和文書處理用。兩會都在他們公司開，總結會結束以後大約是八點，他送我出公司。我往捷運站走，在馬路上接到某大老（他也有開總結會，只是先走了）打來的電話要我回公司一趟，因為旁邊太吵，而且他說話又很喜歡含在嘴裡，沒聽清楚為什麼要我回去，還是招輛計程車火速回公司。到公司前他靠在門旁：因為他沒有帶門禁卡要別人幫他開門。他和我道謝說計程車費可以報，這種事由還真不曉得該怎樣寫在人力公司制式的表格裡。
這位大老進公司不久才學日文，好幾年了程度依然沒啥長進，每次和日本人開會或出去還是得帶個會日文的。某個老員工有次說他很細心也很認真，比如出門開會帶齊所有資料等等。我要離開以前他請我們一群人吃飯，餐廳由他朋友幫忙訂，職業是個豬肉銷售兼業務，因此和這間餐廳有特別的關係。這兩個人身體都很壯，外型也相距不遠，嗓音區別比較大。席上大老說在這個單位做久了就能夠逐漸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舔上司老二嗎？）也說工作上很多事情無非讓主管滿意。（舔上司老二嗎？）他朋友講的相去不遠，也是業務該怎樣取悅別人那套。他屬於讓我厭惡的那種人———有些人我第一眼見到就只覺得討厭，特別是這些人和業務思維與業務口吻結合，講所有人都應該進窯子（不是逛，而是進）這種話。那頓飯我吃得很痛苦。
（四）
我剛進公司不久，日本某縣知事率團來參訪，主要推廣觀光和產業交流。在台北有一場交流餐會，我和另外一位支援翻譯，第三位則屬於supervisor那類（按他有限的能力與專長，我也不曉得該怎樣定位）。他們二人因在開會延遲，我則先到會場等候。主辦方完全不曉得有我們這個單位的人來支援（辦活動很簡單也很難的地方就在這）。另外兩人來了以後問我為何不告而至。我當時還沒有手機，也沒有在他們桌上留下紙條，確實是我不對。
因為塞車，日本人全都晚了近一個小時才到。會議一開始由工業局和該縣雙方致詞，工業局是某長官出席，他也會說日文，說話內容不必要地長，我見前頭該縣的日本來賓有一位已經低頭睡死。該縣知事一上臺就講自己是日本所有知事裡面「一番若い，そして一番ハンサム」（事後我將這段講給日本友人聽，他頗不以為然）。Supervisor坐在席間轉身向我曉以大義，我因為沒有位置坐只能站著彎下腰聽他講話，他身上除了菸味還有腐敗洋蔥的味道，我只希望他能快點講完讓我離開。之後才曉得這人結婚了，我很想見識一下他老婆是怎樣的角色。他是政壇某知名人物之後。公司裡有很多打混的人，他屬於其中一個。
交流會分兩區，一區是生物醫藥業種，另一區是電子機械，我負責這邊。至於誰負責哪區是隨便挑的。我坐在角落，就在某個和我們合作的日本企業（以前是影印、會計和法律諮詢服務起家，資料庫是他們的新業務）台灣分公司的人旁邊。該分公司只有兩個人：日本來的三十多歲男上司（與日本朋友也有業務往來）和一個年輕可愛的台灣女孩。雖然資料庫已經試著用過幾次，這才是我第一次碰到本人。而那資料庫我也不覺得特別好用。往後陸續從別人那裡曉得這個日本人和我們公司鬧得不愉快，直到我們合作關係結束。他曾經以強烈的措詞發信給許多人，包括我們老大和他的老大，最後無事收場，我和我同僚卻莫名被刮了一頓，讓我上司更加討厭他。之後與該公司往來我只和那個女孩子聯繫過，她似乎很忙，一次通電話時她的談話和語氣頗有無法再忍的意味。合作結束以後就沒來往，不知她是否還待在該公司。
另一位主辦方找來的翻譯坐在該區斜對角，是個四十多歲說自己長期住在日本，獨自接翻譯案子的女性。也是個子嬌小和濃妝，但她很和藹可親地對待我（我隔幾天寄信給她感謝她的協助，她回信說不知為何與我感到親切才相助，否則她是不理人的。不知是真是假）。我倆說定日翻中由她、中翻日由我。交流會從日方廠商自我介紹開始，我看她講得溜，開始擔心講不好怎麼辦；結果台灣廠商自我介紹時，他們大多數都會日文，省了我不少功夫，最後有一位工程師出身的人需要我翻譯，沒多久他講出台灣電子大廠名稱的縮寫和專有名詞（誰又能料想到呢），我一時慌了。那女性立刻接下場子替我翻到最後。我又是羞愧又是感激，會後直向她道謝。她安慰我不必太在意。（「這種場合就是堅苦しい，所以不用慌張。」）與會的台灣廠商幾乎都派留日的主管出席，年紀都不大，聽他們自我介紹（某某大學畢業，在日多少年）就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倒不是我看到這些人會自慚形穢如何———當然日文差還來這種場子翻譯確實很丟臉———，而是這些人更多把語言當作工具，為了完成小學生都能勝任的工作；對我來說學語言和翻譯本身很有趣，這是小學生做不來的。
餐會上我和翻譯的另一位站著，幫工業局該長官拿他裡頭大概沒裝任何東西的公事包，雖然我不曉得他怎樣認出我們是從屬單位的人而且就應該當他的小弟。是個站食buffet模式的餐會。該長官一派作風，公事包丟給我們以後自己就四處去吃去喝去談笑。我和另外這位閒扯，後來他去拿食物並要我也去，我則以家裡還有得吃回絕。在這樣的心情底下怎樣的食物都很難吃。會場上只有平行單位跟廠商向我們寒喧，該縣某位官員，一個白髮蒼蒼大概六十好幾的老頭也來叫我們去吃東西。會場上的食物除了少數台灣小吃（擔仔麵），多是該縣特產。我因為方才的失敗還縈繞心頭，而且工業局的長官也視我們如草芥，連一句去吃點東西啊的場面話也沒有。另一位說他習慣了，我只覺得與這些觥籌交錯、談笑風生的景象實在格格不入。
最後工業局的長官要走人，我們送還公事包，一路跟著下樓到他上車。這人大概認為這些全都理所當然，連致意也無。以前在大學的時候，某堂課的教授是一位矮個子濃妝的（！）女性不分區立委（現在已是政府要員），她的助理坐在前頭最靠近她的位置；課堂開始前，助理幫她端茶遞水準備講課資料，她只需要兩手空空走進來坐在椅子上就能開始上課。一次她叫助理上台低聲說些什麼，說完助理溜出門，沒多久拿著一盒從便利商店買來微波加熱好的牛奶給她。大概對這些高官要員明星偉人來講，把其他人當狗使喚做些三歲小孩就能獨立完成的事都不算什麼。孫先生講過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我一直把這句話放在Arendt的意義底下理解，那就是好好當個人，當個認為別人也是人、尊重別人的人，絕對不要把別人和自己當畜牲。
（五）
我在公司只對外簡報過一次。日本某個團體來訪，要到平行單位那裡去，該單位和我們說有多的時間，讓我們派人去那邊簡報一下業務內容。因為業務範疇屬於我們這組，而本組會說日文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已經在等退休的顧問級角色，自然這種表現機會就落到我頭上。從別組那邊要來對外簡報的範本開始練習。大約是農曆過年前一個禮拜的事情，年假後沒幾天就要披掛上陣。
簡報當天順風順水，沒有什麼意外就結束。我們兩邊在業務上多有重疊之處，因此對方看我們把一些狀似是他們的成果拿去講的時候顯得頗著急，立刻補足說明。我對這些勾心鬥角爭功諉過毫無興趣，畢竟那是更高層級的問題，在這裡弄死了鬥贏了都不會改變什麼。該單位和我對頭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生，沒多久就離開那邊，我事後想問她要資料才發現她早已在別的公司任職。本組的顧問陪同我前來，他和該單位的人都在會後說我的簡報很好，我倒覺得不少地方應該可以再弄好些，畢竟自己寫的日文稿，也沒有哪位精通日文的高手幫我看過。
會後他們在該單位裡合照，該單位的員工邀請我一起出席之後的餐會，於是我就搭乘他們的車前往餐廳。車上共五個人，駕駛是男性上司，另外三人都是女的。她們嘰嘰喳喳，有時問我一些公司的事情。餐廳屬於某公司旗下，該公司和該團體是同業種，這次算是情報交流，該公司最高職位的出席者是一位副總，也出現在方才簡報會議上，是一個頭髮斑白、五十多歲聲音宏亮的男性。餐會上我坐在離門最近、離主位最遠的位置，左邊是該公司的一位女性業務，右邊是該團體的一位，他是某個冷凍公司派駐在台的日本人。我跟他聊得開，他學台灣比較文學出身，因此中文說得不差。席間我四處敬酒（真是無聊到冒煙的事情），該團體有人抓住我問我們單位到底在做什麼（所以你看，簡報有屁用）。該餐廳的菜一點不好吃，我不曉得有名在哪。
不久前我訂了P3的遊戲，和對方約當天晚上拿。因此我不斷注意時間和狀況，想找機會告辭溜出來。席間酒酣耳熱，該副總開始講起無聊的笑話：日本有六本木，台灣有五本木，是哪裡呢？我看差不多，於是去向副總和該團體主席告辭。那女生送我直到餐廳門口。
（六）
同組的顧問在某日系大企業的台灣分公司服務甚久，退休後來我們公司當顧問。他曾用自己的薪資條寫些注意事項給我，無意間看到他的薪資，是我的四倍少一點。有些商業週刊腦袋的人會說這是收割的時刻。他的日文是在剛進該企業培訓時學得，不知已經久沒有用還如何，在我看來程度沒有很好。他有好幾次發信給以前認識的日本人，還叫我去看他的信裡面有沒有錯。確實有好幾個文法錯誤。
他說以前是學機械的，而工作恰巧從事機構件、模具等這方面的採購，也和我講過之後可以敎我看圖面。而家人待的公司以前正好是該企業的供應商，因此家人也認識他。就因為已經處於收割期，只要是往外跑，他都會盡量早點從廠商那閃人。他常說要回去和老婆吃晚餐。大概因為以前年輕的時候做太多傷身的事情：應酬熬夜，現在的他早已戒菸戒酒，常說用調理機和豆漿機弄些怎樣的東西喝。據本組其他人說，他開過刀之後就很注重保養身體。他蠻照顧我，在我要離開之前還介紹給我一位他以前的朋友，說有機會可以到他們公司去，由於種種原因，最後不了了之。我不是很在意。若沒有深交，絕對不要相信業務的話。這世界上誠實的人太少，業務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大概有不少業務會生氣，然而這是他們工作必然產生的結果：一個業務要描述未來充滿希望的景象，卻不會描述（無論是他們自己真的相信或太愚蠢）這中間有怎樣的關係，比如金融業，業務會讓你曉得初期投資和報酬率的關係，但絕對不會跟你講該公司拿了你給他們的這筆錢幹啥，業務的終極目標只是要讓客戶購買並滿意商品。這讓他們變成反面的神棍，用未來的景象恐嚇別人或是引誘別人都不是好事，也不是誠實的事。
我那組的事務他非常熟悉，比我上司還厲害。我上司經常跟他鬥嘴，卻又說需要靠他。顧問也常半奉承地說要靠我上司撐起這組等等。我的上司是個性格非常強勢的四、五十歲女性，或許出於此故尚未結婚。工作上我兩相處還算愉快，除了一開始我還沒有習慣公司內部對文件要求的嚴格程度而出了好幾次錯，讓她頗有微詞，之後就相當順利。她嘴裡經常出現自己的母親、按摩和好吃的餐廳。在公司裡面，她是唯一一個和老大正面衝突的人。因為我們這邊非常要求文件的表達和格式，一次利用假日上簡報課（我非常厭惡加班和剝奪休假，有沒因此多給錢是其次：那份薪水只購買固定的時數。這些老闆就連去泰國洗都曉得時間一到一定要穿上褲子走人，怎麼就會不明白這個道理），顧問和我上司都沒出席。事後老大在某次會議開始之前要求沒有出席的人繳交報告（你就曉得有多神經病了），我上司很直接大聲回沒有空去啦。反正後果不用多說都曉得：我離開沒多久以後，整組各分東西，老大不動如山。
有一次她意外扭到腳，嚴重到沒法開車，只能搭計程車上下班，到痊癒之前她有時會請我幫忙跑東跑西，繳費或買午餐，不過相當節制。她自己也說不喜歡拜託別人。後來腳傷已癒，心疾難醫，爬高走低之時她說自己還是很怕再出事。
組內本來有五個人，只有我是年輕人：我上司、顧問、一位四十後和另一位接近四十的女性。那位接近四十的女性原本和我比較親近。每天來上班都會先用衛生紙擦一遍自己的桌子。她說自己胃弱，拿糖果零食給她全數以此理由回絕。大概不是很忙的緣故，我每次找她問問題，最後總會東拉西扯變成完全無關的事，不過多數是講公司狀況。她待我很好，只是一舉一動都讓我覺得有點神經質。我進公司沒多久，某日系大企業計劃與我們合作，部分業務落到我們組裡，一天老大找我們組去討論，那時我上司不在，因為一些細節沒有溝通好（意思就是說，我們沒有溝通好），她問一個在老大看來愚蠢的問題，就衝著她拍桌子怒吼。這一拍的結果就是她認為自己沒必要受這種污辱，掛冠求去，所以我只跟她相處一個多月。據說後來她回到金融業去。
我後來經常和另外這位女性合作，各種業務都有。她年紀較大，看起來卻比較年輕。有兩個孩子的她一副媽媽性格：非常細心，卻很容易變成無謂地擔心。她常被組外的人看做少根筋和不在狀況內，熟了以後就曉得並非如此。我和她兒子女兒都見過一面。女兒跟我同大學，因為學劍道所以也認識剛才講到的日系企業台灣分公司那位四十多歲的男性。緣也者此之謂。一次來公司她媽讓她跟我打了聲招呼；至於兒子是我在離開以後，為了某些文件邀我去她家一趟的時候見到。她兒子儀表堂堂，個性就是個普通的愛玩孩子。當時剛好指考結束沒多久，母親一貫本色，叫他數學問題問我，一般孩子誰考完試還談功課的，他很快擺好P3邀我一同玩。我瀏覽遊戲，幾乎全是同樂型大作。
（七）
某間日本廠商有個特殊技術，來台打算尋找大廠合作，似乎因為該技術看來頗有前景，不少台灣大廠都願意聽看看內容。與本公司體制結合以後就產生畸形的辦事方法：我們依產業別分組，然而這種技術可跨產業，狀況就變成這廠商上午跟別組的他出門、下午與我前去。我以為由同一組人陪同至少認知會完整一點，不過有些人眼裡只有會議紀錄和成果，誰也無法解釋我們怎麼會變成這樣，變態不是一天造成的。第二次該廠商老闆和兒子一同來台，拜訪行程中有本組負責的廠商，所以我也陪同前往。
因為某些複雜的關係，他們透過某個日本極大的集團的幫助，因此該集團台灣分公司的人也在，一人是如我年紀，高帥但不知富不富的男性；另一人是嬌小圓臉，聲音沙啞的三十好幾女性。第一天是女性陪同，前往拜訪廠商時，本來先叫了計程車，後來因為廠商說可以派車到車站載我們，於是又取消，導致我們和計程車公司有些誤會，因而計程車來的時間晚了不少。在計程車上該女性不斷說你們讓我們等這麼久是怎麼回事，我一定要投訴等等，語調雖平靜，我卻為她咄咄逼人的態度感到厭煩。因為當時我已經快要離開公司，我可愛的女同事替我擔心未來的工作，居然在路上向該女性問起她們公司裡有沒有缺人，如果有可以讓我去。我很感謝她的心意，然而當時並不適合提起此事（與細心與有包容力的人私下相處大致上愉快，但一脫離此範圍，只要管不住自己的頭腦或嘴巴，結果只能誤事），對方講些場面話敷衍過去也就不讓人意外。
隔天我們來到該集團的台灣分公司這，因為該分公司認為有機會協助此技術。我們和廠商到了以後。該公司大頭忽然邀請父子二人到別處一談，大約十五分鐘之後回來開始正式會議。除了吃相難看我也不曉得要怎樣形容了。（回來以後，老大還問同去的另一位有沒有禮數周到打招呼。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會議結束後他們招待我們吃飯，席上父親講那種技術的特殊功效，轉而談到鋅。我那位可愛的同事開始講起自己的兒子在吃過蛤蜊之後和她說受不了而去找女朋友，講完還說可以翻譯給那些日本人聽，不知為何一臉得意。另一位同僚笑著推推我肩膀。我沒有翻，還好分公司那裡的人在談他們自己的事而沒有聽見。
（八）
和朋友第一次見面同樣是工作上的事由。為了消化查核點，我們和另外一個長久以來關係不錯的協會聯合辦場研討會，會上需要請位日本講師來演講，所以透過剛才提到的那個資料庫公司找到他。其實我們的條件蠻嚴苛，本來以為對方會回絕，結果朋友爽快地說沒問題。而後翻譯簡報和卡個出國，雖然忙亂，幸好在時間內弄完。會議當天有四個人演講，一位是某歐洲大廠的美國人，第二是平行單位的博士，朋友第三，第四是台灣某企業的董事長。我們兩邊總共才五個人（我方四人全數出動，對方只有一個），實際執行我上司和顧問當然不會出手，朋友的招待自然落到我身上。我先去會場旁邊的飯店接他討論些細節，再帶他到會場安置。演講期間允許的話，我就會告訴他現在演講內容大致是什麼。會場當天請日文即時翻譯的是協會那邊，翻完我朋友演講居然就撤了，最後問答時間我只好硬著頭皮上場，還好沒啥意外。結束後我們一同到旁邊餐廳吃飯。席開三桌，是一般的台菜。朋友坐在右邊，協會那位坐我左邊，是個大約四十，活力十足小有姿色的女性。朋友另一邊是另一位同在會場上認識與該博士同單位的年輕女性，日文也不差。再過去是博士。我們公司大頭這時才出現坐別桌。席間氣氛很好，聊得很開。我們三人約定席散後去喝沙士，順便逛逛附近。結束後收拾殘局東西都堆到我身上，上司和顧問都說交給年輕人（年紀大真好）。我們聊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互相連絡，彼此到對方的地方都會出來見面。那女生過沒多久就辭掉轉而到顧問曾經待的公司裡忙到天昏地暗，見面的次數比遠在日本的朋友還少。她曾送我生日禮物，是相當發思古之幽情的一樣東西。那之後我們三個人只再一同吃過飯一次而已，飯後我們在飯店大廳談到日本消費稅的事情，朋友的立場如同意料不慍不火，我認為全面增加消費稅並不好。他好幾年之後才問我：「もしかして，台湾でも少しかわった人かな？」我回：「少しじゃなくて，すっごくかわった人。」其實在我所知的日本人裡，他也不算很普通的一位。就如那女生曾跟我講過的，很多日本人個性很難搞，像他如此隨和好相處者幾兮。
（九）
我買P3遊戲沒有固定管道，總是網路隨意找比一陣哪裡便宜哪裡訂。一次我訂了遊戲要面交，在捷運上忽然一個男人操台語打電話跟我說再半個小時之後就會到指定地點。我一時有超現實感。到那邊沒多久一個六十歲、矮個子的男性跑過來拿給我，一樣都講台語。因為沒零錢還去旁邊的點心店買點東西才找開。
（十）
還有一件事能說明我公司奇怪的辦事方法：某個平行單位那邊要求支援，不曉得為什麼是我被指派，大概其他人都很忙吧。他們那邊跟我們組一樣只有四個人，我只見過兩個：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組長，和三十多歲一副病容的女組員。那次是一位在日本的記者要打算來採訪台灣的廠商寫篇稿子，是個四十多歲的男性。我們兩天內跑了好幾個地方。第二天有另外一位日本女性加入，旁敲側擊下似乎是某公司打算來台灣創新據點的五十多歲高級主管。因為採訪的主題我完全不瞭解：術語、業界生態、流程和基礎知識，一切皆無，偶爾發生障礙的時候他們會用英文和對方溝通，然而他們兩人英文都不好，腔調也很重，不過總歸起來還是得怪我。採訪期間除了有時因為我不懂術語還需要多些解釋，大致上沒有問題。被採訪的多是各地方的大頭，他們很少準時。其中一個對象是教授，香港人，據說在業界無人不知，大概五六十年紀，走路的方式很奇特，不知是什麼問題。他從頭到尾都用英文說話，平行單位的人跟我說他聽得懂中文。那場我沒有用處，坐在旁邊聽。中途他從會議室撥打內線，他叫某人來聽後忽然喊：「I can not tolerate...」沒多久之後有人灰溜溜地送來簡報用的遙控器。
親自採訪結束後我們還有跟該單位合作過好幾次，可是，因為被歸類為橫向，與我們這組無關，因此他們來開會時我一次都沒參加，每次都是臨時接到又臨時出場，而且從頭到尾出去支援的只有我，也沒換過人，我實在不懂這搞法有何意義。
後來還有兩次透過電話，第一次一樣是採訪，時間在一大早，大頭依然遲到。當天因為講到很細節的規範問題，結果雙方好像都覺得有些不明瞭的地方，因此約定之後會再用電子郵件聯繫。我實在不明白這次電話採訪意義在哪裡。第二次是類似會前會，為了來年的某個活動而準備。兩邊陣仗都挺大，會議室又非常小，平行單位的女生只好窩在角落。結果電話撥通對方一開頭就是個英文好到直讓人以為不是日本人的傢伙說話，從頭到尾對面幾乎都由他在講，結果我又沒派上用場。後來活動結束，我某次和組長碰面他才告訴我說話的那傢伙原籍荷蘭，是歸化的日本人。
（十一）
我接觸過能回溯最久的日系企業（三百多年）在台分公司，與我們也合作相當長一段時間。最先是和日本母公司的一位接觸，因為那時他們公司計劃帶一票供應商來台，日本董事長也在裡面，總共四百多個人。我們忽然變成旅行社要幫他們規劃行程和想動線，而這件事我沒有參與很多。主要是董事長的行程和其他人不一樣，還有一個大型晚宴，老大和大頭想去舔屁股的都去了。本來行文邀請總統，似乎最後是副總統出席，還好我沒去。那種場子單純只是折磨人，翻譯都坐在日本來賓和台灣官員或商界大老中間，光翻譯就沒空筷子都難得動；而且他們還不見得講正經的事情。這些人為何而來，講一件事就會瞭然於胸：名單上幾乎每個人都帶自己的妻子前來。只要想想成果文件裡面有多少這類活動，創造多少億商機寫滿幾頁，你就能多心寒。
第一次去他們分公司是和一位多待在台中的業務和他們日本人董事長見面，主要談未來合作方向，當時想到的兩個領域都屬於我們這組。在此基礎上之後一同去拜訪廠商好幾次。大概因為公司規模小，有大小事情我幾乎每次都直接和董事長對頭。這位分公司的董事長是個五十多歲，看來一絲不苟的人。閒聊時他說自己來台六年（依然幾乎不會說中文），妻小都在日本。和他一同走路時，他會一直讓他自己的肩膀碰到我的，不清楚這是不是在表達親密。
一次去台中，就是和該業務與董事長去。該業務似乎很熟，中午在某間餐廳吃飯，他說這間剛開沒多久。餐廳頗大，那附近並不熱鬧，幾乎都是大桌子的座位也沒坐滿，菜卻上得不快。一個中年女店員拿著一盤炒青菜來我們桌前說：不好意思其它菜還沒出，這是補償。前後總共補償三次，我倒是挺開心。席間業務說話比較多，因為當時台北陰雨連綿，台中卻是陽光普照，業務半開玩笑勸我搬下來住。後來董事長問起我有沒有女朋友，我說沒，他笑著講自己有個年紀適當的女兒，要介紹給我認識。
另一次去桃園，陪同的換成另外一位負責台北地區的業務，是個燙爆炸頭，身形很矮看來比我年輕一些的男生，他說自己有在打街頭籃球，雖然也會日文但不是很好。當天還有兩個日本來的現場人員，主角是他們。會場上除了該公司自我介紹的簡報，翻譯大概都由我來。因為又是新領域，我翻得很差。廠商那邊排了很大陣仗來，總共大概有十個人。休息時間和閒聊的時候那兩位很活潑，老是和業務說笑。不知道說到什麼，業務說：「今すねてる？」其中之一回すねてる。之後業務講自己不斷擤鼻涕的原因：
「風邪か？」董事長問。
「いや，アレルギーのようで，時々そうなるんですよ。」
「仮病だな。」那兩位的其中一個講。業務轉過頭來問我他講的是什麼意思，我解釋以後他立刻向他們說：「仮病じゃないって。」隨即笑成一團。
他們帶來的工具裡有手持測溫儀，業務問怎樣用，其中一個示範給他看。忽然對著他跨下照過去：「あっ，百度。」
後來他們為了另一間廠商來我們這開會，一樣是董事長和該業務。後來事情講完，我同事先離開剩下我們三人的時候，業務忽然和我說：「工作還一堆沒做完，還在這邊拖這麼久。」接下來確實是大頭交代我講但不重要的事，還好董事長聽不懂中文。
（十二）
我第一次和日本人談生意是第一份工作開始大概一個月的時候，那也是我第三次和日本人用日文對談。第一次是在等公車時，兩位日本遊客來問路。那時我日文還很糟，只能講點簡單的東西。我還一直聽不懂其中一個人的名字妙，她們最後還是一臉開心地與我合影。第二次在大學社團攤位上，我剛拿到日檢證照，一個日本男學生用很破的英文問路。旁邊的人鼓譟說我會日文，我剛開口講我有學過，他一聽以極快的速度說：「まじ？どこでいつ？」我就像在冷凍庫待了一晚剛被放出來。還有一次遇到不過連談都沒談上，那是日本地震剛過的一個禮拜天，我閒著想去投籃，一位老婦人帶著一個小女孩到公園來玩，我聽她們兩人用日文對話，便詢問那個老婦人。她說自己不大懂日文，因為女兒住在日本，那次地震過後怕輻射感染，所以把小孩送回台灣。女孩子認生，別說講話，正眼都不看我一次，玩的時候倒是活潑。之後我接觸的工作各個都很要求證照，不知為何。
我們這邊有我和兩位老大，對方一老一少，五十多歲和四十歲上下的組合。那次我的表現糟透了，別說術語，連平常對話都講得七零八落。老大之一直接開罵，雖然我不認為這有幫助，不過大多數人都曉得，適時地生氣是員工成長的最大動力，就好像某個著名代工廠家族能花一整天罵他的員工一樣，重點不是解決事情，而是情緒衛生管理。最後他們大致上用英文談，那兩位日本人對我的態度就像看到發霉的蛋糕。事後我老闆和我說有他罩著一切沒問題，不曉得別人怎樣看，然而我認為這句話隱藏的訊息蠻看不起人。而我老闆會的日文只有三句：問題ない、もちろん、大丈夫。他只有一次因為剃很短的頭所以在日本人面前自稱ヤクザ。
第二次是一個工程師來台數日，除了維修，還有敎我們一些關於機器的操作、使用訣竅等。工程師是個大概五十出頭的人，我找他說話他都很親切地與我聊。他女兒是大學應試生，一天睡三、四個小時，我問這樣不會太辛苦嗎？他只說「若いから大丈夫」。他來第一天的時候先去別的公司那維修，我陪在身邊其實沒有什麼事做。我看他先換上工作服，隨後拿出工具開始作業，四個小時內我和對方也陪同在場的一位同樣年輕的員工閒聊，從工作內容到籃球都有。他的上司出現一陣就走了。到了下班時間還沒維修完，老闆已經開車來要載他去吃飯，只好隔天繼續。飯桌上除我們三人以外還有我的上司。我那時完全不曉得我們和該公司之間有怎樣的關係。老闆叫我問工程師某件事情怎樣了，我聽得滿頭霧水，翻得錯誤百出，我上司隨即指正。那段話從日文換成中文我還是不懂。我曾和老闆說過我不是很會喝酒，也不是很愛喝，他只說多訓練就好。席上開了啤酒，我也有一杯，本來只在敬酒時沾一點，菜大概還剩一半，老闆很快就說要走，我覺得有點浪費所以把杯裡的酒喝掉。他大概覺得我其實想喝只是不想承認吧。因為那天我出公司沒有帶上背包，身上只剩零錢，老板拿五百塊給我要我搭車回去。我後來沒有還這五百塊。
第三次是一間公司要來台參展，我們希望代理他們的東西，於是幫助他們很多參展細節：貨品入關、現場水電配置等等。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大型展覽，我上司也一直催促我注意什麼什麼。事後回想其實多數屬於杞人憂天，不過她當時倒是成功地讓我膽顫心驚。因為展示要用到加工肉，本來先寄到台灣結果因為法規的關係被銷毀，差點開天窗，最後對方不曉得用什麼方法親自帶過來。展覽前一天入場佈置，我才曉得原來現場如此混亂：各種機械排隊等著進會場，會場裡四處都是起重機，駕駛大多是老頭。機械一來就得靠他們幫忙卸下來，起重機按次計費，他們也不會直接銀貨兩訖，只是先幫著放好機械，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會拿收據來攤位，真虧他們還記得。對方是經理和兩位工程師先來，我們這邊是我和另外一位電機出身的同事，他大概四十歲，只比我早一點進公司。經理和我們解釋一下他們製作的流程，他大概五十歲，有些胖，臉色紅潤。他看看會場裡面我們先放好的東西，說下次可以加上海報和螢幕（我們只用投影機打在隔間牆上），還說需要遮攤位的布。我打電話給我上司說這件事：需要三公尺見方的布，打算布置結束之後去買。我上司問我什麼叫做見方，電話結束後我和同事說我在翻譯日文之前，應該先學會怎樣翻譯中文。
定位以後經理邀我們去吃飯，於是我們搭計程車到他們下榻旅館附近找間餐廳吃飯。車上司機開始閒聊這附近有很多日本人，包括在此尋歡作樂，説到台商在大陸那也差不多等等。我家人也在大陸工作過，也聽他們說過那些被當代語言歸類為affair的事。計程車司機（用台語）斷言我的家人一定也有自己的affair，我同事贊同他。倒不是說這樣很淫亂（那是別的問題），不知道有多少人像Dunham的Walter代表的那樣（「Impotency is God trying to help a man like me to just say no.」），我家人並非如此。那兩位工程師吃得很多，兩個人都大概三十歲出頭，一個人體態削瘦，另一個則較為健壯。後者結了婚。飯後我們送他們回旅館，途中經過一個招牌，上寫「香港クラブ」沒結婚的那個問我「何のクラブだと思う？」那時我真的不曉得，只回大概是香港人在裡面吃喝玩樂的地方吧，這種無知狀態只維持到當晚我回想這件事情（當時我對這個詞的認知還停留在十九世紀，而托爾斯泰認為那時的клуб是個不好的地方，足見百年以來人類進化達到多高的程度）。大概他們會覺得我是個不諳世事的白痴。
隔天那兩位工程師穿西裝前來，他們說只待到今天，另外兩位同樣今天從日本來來會替換他們。第一天沒有什麼人來看，我們閒著聊天，我隨意問那個沒有結婚的看到女生第一句話會說什麼，他回いくら。那個結婚的人拿他手機裡的照片給我看，其中一張是他六歲兒子的老二，我問他こんな写真を撮ってどうする，他只是笑笑沒有說什麼。這兩位說話大多數都和女人有關，結婚那個說「おっぱいの大きさはかまわない」。後來他們又問我知不知道什麼是てこき，他們很驚訝我居然知道。有何困難呢？現今早已是個超越足こき的時代。稍晚我老闆過來，要我問他們三個昨天的女生皮膚白不白，那個經理回：「雪のように真っ白だ。」
當天晚上另外兩位到台，我、未婚工程師和老大三人去接機。路上未婚工程師問起為何車牌不同，那時正好車牌快換成現在的樣式。到機場後我們一同前往餐廳，過來的兩位都是管理職，雖然他們說這間公司就六個人（加上沒有來的老闆）我也不懂分這有啥意義，其中一個是老闆的公子，一表人才，已婚並育有二子；另一個是他未婚的大學同學，外貌整體來說很像稀釋過的骨川スネ夫。車上他問我上司結婚了沒，我說還沒，又問她喜歡怎樣類型的人，我不清楚。問他要怎麼辦，他說：「インターネットで曾さんスペース二十九歳をサーチします。」沒多久他問我知不知道香蕉包，說要買回去給朋友，沒買到的話會殴られる。我當然不曉得。我們公司幾乎所有人都去和他們五人一起吃飯。我坐在角落，一邊是未婚的那位，對面是我的業務同事，他們兩人透過我談得蠻開心，像是我同事自豪地說有一百多部AV收藏（兩人為此乾了一杯），等會吃完去哪裡休息一下等等。我們吃飯的地方是某五星級飯店，菜色有烤鴨和鴨粥，味道不錯卻不太盡興。中途我問起結婚那位日本今年的紀年，他想了好一段時間答不出來，快結束時スネ夫要離座去洗手間，經過我身邊時忽然和我說今年是平成幾年。
隔天展場裡我幾乎都在和スネ夫聊天，他很健談。他說自己的那兩位同事腦裡除了エロ以外幾乎沒有其他東西，還在紙上畫了他們頭腦內思考事情百分比示意圖給我看。提到沒結婚那個其實結過，不過因為他前妻有些問題（只說だまされた），導致他不信任女人。問他假日都在做什麼，他說都在睡。後來漸漸轉向政治，講到靖国參拜，他算是開明人士，也具有這些人的特點：他們可以擁有任何最自相矛盾的觀點。他手上老是拿著一把在中國買的黑色小扇子把玩，似乎非常喜歡。隔天早上在外頭等展場開放時，我看見經理和公子兩個人在會場外，不見スネ夫，不久他邊擦汗一臉倦容從洗手間向我們走過來，我問：「大丈夫ですか？なんか疲れたご様子...」他只說：「聞かないでください。」那天他帶來看來很高級的相機，我不懂攝影，不瞭解究竟是怎樣的東西。他說那是去德國時買的，本來想四處拍照結果也沒用過幾次，那天他也只拍了幾張就沒再拿出來過。
有一個從韓國來會場打工的女生送來問卷希望我們寫，中文還行，我倆中文英文混著用，最後她說隔天再來拿就離去，不過她又隔了一天才來，是個相當可愛的女孩子。隔壁攤位有個三十好幾的女性，我想起昨天的事問她知不知道，她說因為香蕉包正在打官司，所以大概沒有在賣了。最後果然沒找到。
現場有他們偷帶來的火腿和培根，時不時煎幾塊讓參展的人吃。他們似乎總共帶三大包，展期間卻連一包都沒吃完。附近的攤位說我們煎肉味道很香，還因為我們常送過去給他們吃，有空就找對方閒聊。一次我遞肉給一位來看我們攤位的婦人，她說自己吃素，經理碰巧在旁邊問怎麼回事，我向他說明，他聽完後像看到蟑螂般地揮手。
那天晚上我和老闆與對方三人一同去日式料理屋吃飯，老闆似乎很熟店裡的人。這裡的日式料理他們三人也說和東京吃的一模一樣，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鮟鱇魚，我沒法習慣味道所以只嚐一口就沒吃，他們三人倒是不在意。
展覽完後隔天只有經理來我們這開會，老大都進去了，談之後的合作模式。過後經理發了封英文信給大家，內容不外乎感謝大家幫忙這種官方屁話。不知為何我在信裡變成Rinn。
我上司每天都很早到公司又很晚走，我不太清楚有什麼可以讓她忙成這樣。而她的個性讓我很討厭，也許這樣做才能顯示我應該需要多注意：做好文件，比如出了錯，她也不會講哪裡出錯，只是扔回來，我就得自己去找哪裡出錯。一開始通常得這樣來來回回好幾次，她這樣做確實讓我變細心一點，只有一點，我細心程度倍增反而是在下一間公司時。更多的是她為何不開金口的疑惑與徒勞感。而這還是好的，有時她會直接用罵的丟回來，或是遇到其它事情我應該卻沒掌握，也會大發脾氣，我搞不清楚她這脾氣到底怎麼回事。這不是說我這人沒脾氣或不喜歡生氣。生氣，特別在公事，是修辭而非語言。她是我上司，但我還是儘可能不看到她，有機會我就往工廠跑，後來她似乎也注意到，讓我要去得先和她報備。我屬於反骨，越是來我越想反抗。
展覽結束隔天早上要把機器運走，我約好貨車司機出發，因為目的地相當偏僻，雖然事先給了地址，司機也不曉得要怎樣去。我只好打電話給她問路，她在電話裡發一陣脾氣過後（「什麼叫不知道路！」）才和我說要怎樣走，用的描述方式也非常不具空間感：看到便利商店以後沒多久就可以左轉。我和司機晚了一點才到，她已經雙手交叉放胸前站在自己的車旁等。機器安置好以後她說載我回去（我本來想上貨車），車上她和我閒聊，我大致簡單回答。到市區以後她說一起吃個飯吧，我推說家裡有煮，她就這樣問了好幾次，我也都是相同回答。她只好在市區讓我下車，我自己搭車到朋友那去吃點再回家。我絕對不和自己不喜歡的人一同吃飯，去吃這種飯也是食不知味，多浪費的而已。
老大加入老闆手下不久，據他說因為之前在大陸的時候只有老闆一個人過去看他，感恩戴德為其賣命。公司裡多數時間真正發號施令的是他，老闆在公司絲毫不具生產力，除了站在模擬草皮前練習揮杆，剩下的就是玩德州撲克。老大性子很急，也經常罵我，只是他的脾氣比較好掌握。那時室內全面禁煙施行一陣，他卻不想多走幾步去旁邊的陽台抽，經常躲在會議室裡吞雲吐霧，那裡的窗戶只能開一個小縫，搞得幾乎整間辦公室都是菸味。這也是我經常不喜歡多數成人、要員和所有這些認為自己足夠重要到可以忽視部分規則的傢伙。我那時很想舉報他。
一次開車出去，他在車上說和他老婆大學時就認識，當時不小心讓她懷孕，去拿掉以後反而一輩子都沒法生了。「都是命啦。」宿命論者和資本主義精神結合後的產物：在努力檢討以後，過錯永遠都不是自己的。
無視我們這群人裡面有位女性，他們講起ラブホテル的事情，那個台灣人忽然說我一定常去吧，我正色回沒有。坐我一旁的日本人老傢伙忽然說：「何むきになってんだよ。」大家都笑起來。
老傢伙也問我的大學，聽完向其他日本人說我是エリート。根據我在學校裡的經驗，包括我自己，大多人都不務正業混吃等死，或是準備考公務員（當然不是為了榮譽），連エリート的エ字都稱不上。不過這種心態的運作大概不限國界，否則不會有很多人聽到長春藤就高潮。
該女性在那天讓我開了好多次眼界。比如在廠商那，雖然她和老傢伙（她的上司）還有我都不是主角，為了帶些東西回去至少集中精神聽聽會上說些什麼，反正也做不了其它事。她卻筆記本打開拿住筆頭稍稍低著就睡死在桌前，去幾家廠商開幾個會她就睡幾次。只有最後傍晚時回到台北市拜訪那間沒睡著。她的上司也注意到了，卻，至少在我們面前，沒有講什麼。
那天晚上他們邀我去吃飯。邀請的是老傢伙，出錢的卻是另外一位日本人（不知道這能不能歸入剩餘價值）。本來那老傢伙要攔計程車，不過要去的地方很近，捷運不過兩站。我向他們說明以後一行四人就搭捷運去了。該地攤販似乎都看得出這群是日本人，時而用日文搭話者有之。最後決定在某間海產快炒店吃飯，店員用日文向我們解釋有什麼菜色，不過他只說得出幾個單詞。我用台語問他：
「這什麼魚啊？」
他先罵了句髒話，用台語回：「你會說台語怎麼不早講，我還以為你們都是日本人。」
席間老傢伙不斷為大家斟酒自己卻喝得不多。這種畜牲在外頭跑多了經常會見到。反而女生挺能喝也挺能吃，除了我們點的菜，還去外頭攤販買酸辣湯跟麻辣鴨血吃。她問我要不要喝看看酸辣湯，不過攤販只給一隻塑膠湯匙，我起身想去要另一隻，她隨即說不在意，讓我直接用。這是我唯一一次跟非親非故的女生共用餐具。我認為這是相當親密的行為，如果沒有一定的信任和瞭解不與人同食，遑論共用餐具。
酒足飯飽他們說還要在附近逛逛，我陪同該女性去挽面。她到哪想買東西總是會讓我跟店家說要殺價，撇開其中可能隱含的國族主義情懷不談，真不是個好習慣。店家回答也是千篇一律：價格就是這樣沒法改。她遞給我她的智慧型手機要求在挽面的時候幫她拍照，我拍了大概五十張。其間我和正在動手，似乎是這間小店的老板娘閒聊，她（用台語）說自己還是女孩子的時候就在幹這行。還問我一直拍照做什麼。
我們出來後先遇到另外一位，於是在路口閒聊邊等老傢伙。這位說本來想買些禮物帶回去給自己的小孩，結果到處都看到AV光碟。話題轉到電影，那女生說：
「ギャング，あんな映画好きなんです。ドリルで人をぎーのが…」
「あれって血まみれじゃないですか。」
「そうそう。」
老傢伙出現以後大家一同回去，路上有攤販在賣鳳梨酥哈密瓜酥等甜食，那些日本人試吃時也給我一個，之後滿嘴好吃似乎很滿意的樣子買好幾盒回去。雖然我吃了以後覺得不過是普通到無以復加的東西。我們拜訪公司其中一間是小型的射出廠，機器沒有幾台，員工也不多；會議室桌子中間有堆滿點心的大盤子，從鳳梨酥到很粗的玉米棒、糖果都有。那裡的鳳梨酥才真正是高級貨，老傢伙卻啃玉米棒頻點頭。
（二）
幾乎每個接觸過的日本人都說我長得很像日本人。雖然我大致能從台灣人群裡發現誰是日本人，但說不上來是什麼讓我發現的，也許是裝扮、氣息，或其它東西。
其中有兩個人評價我的日文，一個同樣是在工作場合擔任翻譯的時候，他和我的上司（她不懂日文）說：「He says very beautiful Japanese.」這位背景頗有趣，他是我們同事的前上司，在某日系企業工作很久，和我們老大也是舊識，退休以後自己出來建立公司，主要做標準化訊息建置。跟他見過好幾次面，那是最後一次。據他以前的下屬所說，這傢伙挪用公司的錢幹了不少好事，比如幫自己打肉毒桿菌。以他那種年紀看來確實頗年輕。另一個是我在堺遇到的志工，她說我的日文「発音がきれいだから。」大概是不少人以為我在日本學日文的原因。
也許有的人會認為這樣很好，其實沒什麼特別的好處。甚至還有一次我因公司聚會———當天我因為簡報整個公司內的事務被刮了一陣。我們老大很好地體現商場結構下的必然（不是變態）產物，也就是失去自己的自尊以後需要很快地在別人身上找回，稱之為牛頓第三運動定律未嘗不可。在會上我們老大宣布他權力鬥爭的結果，而且他還邀請那個被他鬥爭的對象與會（你就曉得自尊是碰都碰不得的東西了吧）。雖說是玩樂場合，但跟公司這些人毫無交心，無聊到我都要睡著。找機會離開以後，我從台北著名的按摩和俱樂部街走過，經過一間便利商店前時，一個大約五十好幾、禿頭白髮的男子忽然靠近並低聲和我說：「こんばんは，かわいい子？」
一些抱持正面觀點或者本身具有強大的正能量人物應該會說，這是長得像台灣人的台灣人無法體驗的。
（三）
曾跟某間日系大企業合作，認識他們在台分公司以及日本總部的一些人。日本總部過來的有一位是從分公司派過去的台灣人，是個日文很溜、身形嬌小、濃妝且性格強勢的人。我忘記她原名甚姓何，只在活動上聽過一次。無論是我們或她公司那都用日文名字叫她。她常陪同該公司日本總部的高層或獨自來我們這裡開會，光從她的陪同出席次數和發言時間就能瞭解至少在台事務這人有多重要———我指執行層次。她做的表格都很不錯，與我們公司秉持台灣人的馬虎精神絲毫不同。
一次她獨自來開會時———和其他高層在的時候個性較為收斂———，我也在場。無論是不是在會議上，我非常不喜歡強勢的人，大概因為我很固執，我從一開始接觸就蠻討厭她。那天談到候選廠商資料的事情，她忽然轉向我說：你在哪天以前弄好，可以嗎？言下之意好像我成了她的下屬。我的上司（從開始工作以來我的上司都是女性）再怎樣也沒有撈過界到這種程度。我挺不高興，只嗯一聲。公司裡的大頭大概也感覺到狀況不對，立刻從自己嘴裡重新下達命令。那之後我幾乎不曾和她接觸，只有聽在台分公司的同事談起她時說對自己要求很高諸如此類有說跟沒說一樣的話。
另一位在台分公司的是四十多歲的老手，日文也很不錯，我經常和他一同拜訪廠商。他的說話方式和日本人很像，把一件事拉很長去講。自稱是環保一家，全家都沒有車，這樣的人卻有煙癮，真是奇特。在翻譯裡面我的日文算差勁的，這當然歸因於我沒有什麼機會能練習，只能以戰養戰。他曾安慰我———也許是場面話。業務有兩種人，一種是接觸以後不會覺得討厭的，另一種是只會讓你想砍人的。無論哪種說的話一樣都不可信———我的日文其實不錯，假以時日...等等。他曾經和總公司的同事談起台灣一些重大建設的狀況。
一次我和他還有另外一個日本人（自稱お宅）去訪廠，間數很多得跑一個多禮拜。我每天都從台北搭高鐵下去和他們會合。因為是派遣員工，費用得先自己出，然後再透過公司和人力銀行申請。這種規則本身有太多可以改進之處———最好不要有派遣員工，難怪大多數人都會覺得同工不同酬很正常———我那個月薪水幾乎都用在四處跑，如果境遇差些要繳房租供養長輩的人難道去借高利貸或賣腎捐精嗎？出國的時候也是一樣，我因為護照過期又沒有台胞證，兩個辦起來要幾千塊，但這全都屬個人事務公司不補助；（這種心態算不算協助陣前通敵？）人力公司的規定是費用全都實報實消，服務的公司有日支費我卻沒法用（派遣員工就是在公司之間的難民），又不是所有地方都會準備收據讓人報帳，就算給了台灣這些精明能幹的會計也不見得看得懂。還好出國時吃飯幾乎都靠對方，同事很好心地讓我一並申請她的住宿費（這是偷雞摸狗的事情，她說以後不會幫我了，卻主動提及可以這樣做。光為此心她就應該上天堂），若非如此因公出國又得花掉個把月薪水拿不回來。對照一下人力公司和那些老闆很喜歡講的年輕人要儲存資本，我不太懂在這種情況下要怎樣做到：這個年輕人不能有家累（為了大學學歷而申請就學貸款的人只能飲彈自盡，而這塊地方，不曉得怎麼回事，非常喜歡培養這種提早被判死刑的人），甚至家人可以拿出幾十萬協助創業（戴先生就是這種鬼扯的終極版本），還得先要有一點積蓄，否則連國門都出不去，而出國又是這些人最喜愛的履歷。所以要不年輕人空有滿身學識、要不在大學時期就被兼職工作壓得喘不過氣，然後再宣稱大學根本沒有用：因為除了打工根本沒有學到任何東西。
日本人每間都看得很仔細，多虧如此我也觀摩不少。在行前會和最後的總結會上他都有拿出一台很特別的PC把資料傳給我，那台還不及現在的主流tablet大，儲存資料和文書處理用。兩會都在他們公司開，總結會結束以後大約是八點，他送我出公司。我往捷運站走，在馬路上接到某大老（他也有開總結會，只是先走了）打來的電話要我回公司一趟，因為旁邊太吵，而且他說話又很喜歡含在嘴裡，沒聽清楚為什麼要我回去，還是招輛計程車火速回公司。到公司前他靠在門旁：因為他沒有帶門禁卡要別人幫他開門。他和我道謝說計程車費可以報，這種事由還真不曉得該怎樣寫在人力公司制式的表格裡。
這位大老進公司不久才學日文，好幾年了程度依然沒啥長進，每次和日本人開會或出去還是得帶個會日文的。某個老員工有次說他很細心也很認真，比如出門開會帶齊所有資料等等。我要離開以前他請我們一群人吃飯，餐廳由他朋友幫忙訂，職業是個豬肉銷售兼業務，因此和這間餐廳有特別的關係。這兩個人身體都很壯，外型也相距不遠，嗓音區別比較大。席上大老說在這個單位做久了就能夠逐漸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舔上司老二嗎？）也說工作上很多事情無非讓主管滿意。（舔上司老二嗎？）他朋友講的相去不遠，也是業務該怎樣取悅別人那套。他屬於讓我厭惡的那種人———有些人我第一眼見到就只覺得討厭，特別是這些人和業務思維與業務口吻結合，講所有人都應該進窯子（不是逛，而是進）這種話。那頓飯我吃得很痛苦。
（四）
我剛進公司不久，日本某縣知事率團來參訪，主要推廣觀光和產業交流。在台北有一場交流餐會，我和另外一位支援翻譯，第三位則屬於supervisor那類（按他有限的能力與專長，我也不曉得該怎樣定位）。他們二人因在開會延遲，我則先到會場等候。主辦方完全不曉得有我們這個單位的人來支援（辦活動很簡單也很難的地方就在這）。另外兩人來了以後問我為何不告而至。我當時還沒有手機，也沒有在他們桌上留下紙條，確實是我不對。
因為塞車，日本人全都晚了近一個小時才到。會議一開始由工業局和該縣雙方致詞，工業局是某長官出席，他也會說日文，說話內容不必要地長，我見前頭該縣的日本來賓有一位已經低頭睡死。該縣知事一上臺就講自己是日本所有知事裡面「一番若い，そして一番ハンサム」（事後我將這段講給日本友人聽，他頗不以為然）。Supervisor坐在席間轉身向我曉以大義，我因為沒有位置坐只能站著彎下腰聽他講話，他身上除了菸味還有腐敗洋蔥的味道，我只希望他能快點講完讓我離開。之後才曉得這人結婚了，我很想見識一下他老婆是怎樣的角色。他是政壇某知名人物之後。公司裡有很多打混的人，他屬於其中一個。
交流會分兩區，一區是生物醫藥業種，另一區是電子機械，我負責這邊。至於誰負責哪區是隨便挑的。我坐在角落，就在某個和我們合作的日本企業（以前是影印、會計和法律諮詢服務起家，資料庫是他們的新業務）台灣分公司的人旁邊。該分公司只有兩個人：日本來的三十多歲男上司（與日本朋友也有業務往來）和一個年輕可愛的台灣女孩。雖然資料庫已經試著用過幾次，這才是我第一次碰到本人。而那資料庫我也不覺得特別好用。往後陸續從別人那裡曉得這個日本人和我們公司鬧得不愉快，直到我們合作關係結束。他曾經以強烈的措詞發信給許多人，包括我們老大和他的老大，最後無事收場，我和我同僚卻莫名被刮了一頓，讓我上司更加討厭他。之後與該公司往來我只和那個女孩子聯繫過，她似乎很忙，一次通電話時她的談話和語氣頗有無法再忍的意味。合作結束以後就沒來往，不知她是否還待在該公司。
另一位主辦方找來的翻譯坐在該區斜對角，是個四十多歲說自己長期住在日本，獨自接翻譯案子的女性。也是個子嬌小和濃妝，但她很和藹可親地對待我（我隔幾天寄信給她感謝她的協助，她回信說不知為何與我感到親切才相助，否則她是不理人的。不知是真是假）。我倆說定日翻中由她、中翻日由我。交流會從日方廠商自我介紹開始，我看她講得溜，開始擔心講不好怎麼辦；結果台灣廠商自我介紹時，他們大多數都會日文，省了我不少功夫，最後有一位工程師出身的人需要我翻譯，沒多久他講出台灣電子大廠名稱的縮寫和專有名詞（誰又能料想到呢），我一時慌了。那女性立刻接下場子替我翻到最後。我又是羞愧又是感激，會後直向她道謝。她安慰我不必太在意。（「這種場合就是堅苦しい，所以不用慌張。」）與會的台灣廠商幾乎都派留日的主管出席，年紀都不大，聽他們自我介紹（某某大學畢業，在日多少年）就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倒不是我看到這些人會自慚形穢如何———當然日文差還來這種場子翻譯確實很丟臉———，而是這些人更多把語言當作工具，為了完成小學生都能勝任的工作；對我來說學語言和翻譯本身很有趣，這是小學生做不來的。
餐會上我和翻譯的另一位站著，幫工業局該長官拿他裡頭大概沒裝任何東西的公事包，雖然我不曉得他怎樣認出我們是從屬單位的人而且就應該當他的小弟。是個站食buffet模式的餐會。該長官一派作風，公事包丟給我們以後自己就四處去吃去喝去談笑。我和另外這位閒扯，後來他去拿食物並要我也去，我則以家裡還有得吃回絕。在這樣的心情底下怎樣的食物都很難吃。會場上只有平行單位跟廠商向我們寒喧，該縣某位官員，一個白髮蒼蒼大概六十好幾的老頭也來叫我們去吃東西。會場上的食物除了少數台灣小吃（擔仔麵），多是該縣特產。我因為方才的失敗還縈繞心頭，而且工業局的長官也視我們如草芥，連一句去吃點東西啊的場面話也沒有。另一位說他習慣了，我只覺得與這些觥籌交錯、談笑風生的景象實在格格不入。
最後工業局的長官要走人，我們送還公事包，一路跟著下樓到他上車。這人大概認為這些全都理所當然，連致意也無。以前在大學的時候，某堂課的教授是一位矮個子濃妝的（！）女性不分區立委（現在已是政府要員），她的助理坐在前頭最靠近她的位置；課堂開始前，助理幫她端茶遞水準備講課資料，她只需要兩手空空走進來坐在椅子上就能開始上課。一次她叫助理上台低聲說些什麼，說完助理溜出門，沒多久拿著一盒從便利商店買來微波加熱好的牛奶給她。大概對這些高官要員明星偉人來講，把其他人當狗使喚做些三歲小孩就能獨立完成的事都不算什麼。孫先生講過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我一直把這句話放在Arendt的意義底下理解，那就是好好當個人，當個認為別人也是人、尊重別人的人，絕對不要把別人和自己當畜牲。
（五）
我在公司只對外簡報過一次。日本某個團體來訪，要到平行單位那裡去，該單位和我們說有多的時間，讓我們派人去那邊簡報一下業務內容。因為業務範疇屬於我們這組，而本組會說日文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已經在等退休的顧問級角色，自然這種表現機會就落到我頭上。從別組那邊要來對外簡報的範本開始練習。大約是農曆過年前一個禮拜的事情，年假後沒幾天就要披掛上陣。
簡報當天順風順水，沒有什麼意外就結束。我們兩邊在業務上多有重疊之處，因此對方看我們把一些狀似是他們的成果拿去講的時候顯得頗著急，立刻補足說明。我對這些勾心鬥角爭功諉過毫無興趣，畢竟那是更高層級的問題，在這裡弄死了鬥贏了都不會改變什麼。該單位和我對頭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生，沒多久就離開那邊，我事後想問她要資料才發現她早已在別的公司任職。本組的顧問陪同我前來，他和該單位的人都在會後說我的簡報很好，我倒覺得不少地方應該可以再弄好些，畢竟自己寫的日文稿，也沒有哪位精通日文的高手幫我看過。
會後他們在該單位裡合照，該單位的員工邀請我一起出席之後的餐會，於是我就搭乘他們的車前往餐廳。車上共五個人，駕駛是男性上司，另外三人都是女的。她們嘰嘰喳喳，有時問我一些公司的事情。餐廳屬於某公司旗下，該公司和該團體是同業種，這次算是情報交流，該公司最高職位的出席者是一位副總，也出現在方才簡報會議上，是一個頭髮斑白、五十多歲聲音宏亮的男性。餐會上我坐在離門最近、離主位最遠的位置，左邊是該公司的一位女性業務，右邊是該團體的一位，他是某個冷凍公司派駐在台的日本人。我跟他聊得開，他學台灣比較文學出身，因此中文說得不差。席間我四處敬酒（真是無聊到冒煙的事情），該團體有人抓住我問我們單位到底在做什麼（所以你看，簡報有屁用）。該餐廳的菜一點不好吃，我不曉得有名在哪。
不久前我訂了P3的遊戲，和對方約當天晚上拿。因此我不斷注意時間和狀況，想找機會告辭溜出來。席間酒酣耳熱，該副總開始講起無聊的笑話：日本有六本木，台灣有五本木，是哪裡呢？我看差不多，於是去向副總和該團體主席告辭。那女生送我直到餐廳門口。
（六）
同組的顧問在某日系大企業的台灣分公司服務甚久，退休後來我們公司當顧問。他曾用自己的薪資條寫些注意事項給我，無意間看到他的薪資，是我的四倍少一點。有些商業週刊腦袋的人會說這是收割的時刻。他的日文是在剛進該企業培訓時學得，不知已經久沒有用還如何，在我看來程度沒有很好。他有好幾次發信給以前認識的日本人，還叫我去看他的信裡面有沒有錯。確實有好幾個文法錯誤。
他說以前是學機械的，而工作恰巧從事機構件、模具等這方面的採購，也和我講過之後可以敎我看圖面。而家人待的公司以前正好是該企業的供應商，因此家人也認識他。就因為已經處於收割期，只要是往外跑，他都會盡量早點從廠商那閃人。他常說要回去和老婆吃晚餐。大概因為以前年輕的時候做太多傷身的事情：應酬熬夜，現在的他早已戒菸戒酒，常說用調理機和豆漿機弄些怎樣的東西喝。據本組其他人說，他開過刀之後就很注重保養身體。他蠻照顧我，在我要離開之前還介紹給我一位他以前的朋友，說有機會可以到他們公司去，由於種種原因，最後不了了之。我不是很在意。若沒有深交，絕對不要相信業務的話。這世界上誠實的人太少，業務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大概有不少業務會生氣，然而這是他們工作必然產生的結果：一個業務要描述未來充滿希望的景象，卻不會描述（無論是他們自己真的相信或太愚蠢）這中間有怎樣的關係，比如金融業，業務會讓你曉得初期投資和報酬率的關係，但絕對不會跟你講該公司拿了你給他們的這筆錢幹啥，業務的終極目標只是要讓客戶購買並滿意商品。這讓他們變成反面的神棍，用未來的景象恐嚇別人或是引誘別人都不是好事，也不是誠實的事。
我那組的事務他非常熟悉，比我上司還厲害。我上司經常跟他鬥嘴，卻又說需要靠他。顧問也常半奉承地說要靠我上司撐起這組等等。我的上司是個性格非常強勢的四、五十歲女性，或許出於此故尚未結婚。工作上我兩相處還算愉快，除了一開始我還沒有習慣公司內部對文件要求的嚴格程度而出了好幾次錯，讓她頗有微詞，之後就相當順利。她嘴裡經常出現自己的母親、按摩和好吃的餐廳。在公司裡面，她是唯一一個和老大正面衝突的人。因為我們這邊非常要求文件的表達和格式，一次利用假日上簡報課（我非常厭惡加班和剝奪休假，有沒因此多給錢是其次：那份薪水只購買固定的時數。這些老闆就連去泰國洗都曉得時間一到一定要穿上褲子走人，怎麼就會不明白這個道理），顧問和我上司都沒出席。事後老大在某次會議開始之前要求沒有出席的人繳交報告（你就曉得有多神經病了），我上司很直接大聲回沒有空去啦。反正後果不用多說都曉得：我離開沒多久以後，整組各分東西，老大不動如山。
有一次她意外扭到腳，嚴重到沒法開車，只能搭計程車上下班，到痊癒之前她有時會請我幫忙跑東跑西，繳費或買午餐，不過相當節制。她自己也說不喜歡拜託別人。後來腳傷已癒，心疾難醫，爬高走低之時她說自己還是很怕再出事。
組內本來有五個人，只有我是年輕人：我上司、顧問、一位四十後和另一位接近四十的女性。那位接近四十的女性原本和我比較親近。每天來上班都會先用衛生紙擦一遍自己的桌子。她說自己胃弱，拿糖果零食給她全數以此理由回絕。大概不是很忙的緣故，我每次找她問問題，最後總會東拉西扯變成完全無關的事，不過多數是講公司狀況。她待我很好，只是一舉一動都讓我覺得有點神經質。我進公司沒多久，某日系大企業計劃與我們合作，部分業務落到我們組裡，一天老大找我們組去討論，那時我上司不在，因為一些細節沒有溝通好（意思就是說，我們沒有溝通好），她問一個在老大看來愚蠢的問題，就衝著她拍桌子怒吼。這一拍的結果就是她認為自己沒必要受這種污辱，掛冠求去，所以我只跟她相處一個多月。據說後來她回到金融業去。
我後來經常和另外這位女性合作，各種業務都有。她年紀較大，看起來卻比較年輕。有兩個孩子的她一副媽媽性格：非常細心，卻很容易變成無謂地擔心。她常被組外的人看做少根筋和不在狀況內，熟了以後就曉得並非如此。我和她兒子女兒都見過一面。女兒跟我同大學，因為學劍道所以也認識剛才講到的日系企業台灣分公司那位四十多歲的男性。緣也者此之謂。一次來公司她媽讓她跟我打了聲招呼；至於兒子是我在離開以後，為了某些文件邀我去她家一趟的時候見到。她兒子儀表堂堂，個性就是個普通的愛玩孩子。當時剛好指考結束沒多久，母親一貫本色，叫他數學問題問我，一般孩子誰考完試還談功課的，他很快擺好P3邀我一同玩。我瀏覽遊戲，幾乎全是同樂型大作。
（七）
某間日本廠商有個特殊技術，來台打算尋找大廠合作，似乎因為該技術看來頗有前景，不少台灣大廠都願意聽看看內容。與本公司體制結合以後就產生畸形的辦事方法：我們依產業別分組，然而這種技術可跨產業，狀況就變成這廠商上午跟別組的他出門、下午與我前去。我以為由同一組人陪同至少認知會完整一點，不過有些人眼裡只有會議紀錄和成果，誰也無法解釋我們怎麼會變成這樣，變態不是一天造成的。第二次該廠商老闆和兒子一同來台，拜訪行程中有本組負責的廠商，所以我也陪同前往。
因為某些複雜的關係，他們透過某個日本極大的集團的幫助，因此該集團台灣分公司的人也在，一人是如我年紀，高帥但不知富不富的男性；另一人是嬌小圓臉，聲音沙啞的三十好幾女性。第一天是女性陪同，前往拜訪廠商時，本來先叫了計程車，後來因為廠商說可以派車到車站載我們，於是又取消，導致我們和計程車公司有些誤會，因而計程車來的時間晚了不少。在計程車上該女性不斷說你們讓我們等這麼久是怎麼回事，我一定要投訴等等，語調雖平靜，我卻為她咄咄逼人的態度感到厭煩。因為當時我已經快要離開公司，我可愛的女同事替我擔心未來的工作，居然在路上向該女性問起她們公司裡有沒有缺人，如果有可以讓我去。我很感謝她的心意，然而當時並不適合提起此事（與細心與有包容力的人私下相處大致上愉快，但一脫離此範圍，只要管不住自己的頭腦或嘴巴，結果只能誤事），對方講些場面話敷衍過去也就不讓人意外。
隔天我們來到該集團的台灣分公司這，因為該分公司認為有機會協助此技術。我們和廠商到了以後。該公司大頭忽然邀請父子二人到別處一談，大約十五分鐘之後回來開始正式會議。除了吃相難看我也不曉得要怎樣形容了。（回來以後，老大還問同去的另一位有沒有禮數周到打招呼。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會議結束後他們招待我們吃飯，席上父親講那種技術的特殊功效，轉而談到鋅。我那位可愛的同事開始講起自己的兒子在吃過蛤蜊之後和她說受不了而去找女朋友，講完還說可以翻譯給那些日本人聽，不知為何一臉得意。另一位同僚笑著推推我肩膀。我沒有翻，還好分公司那裡的人在談他們自己的事而沒有聽見。
（八）
和朋友第一次見面同樣是工作上的事由。為了消化查核點，我們和另外一個長久以來關係不錯的協會聯合辦場研討會，會上需要請位日本講師來演講，所以透過剛才提到的那個資料庫公司找到他。其實我們的條件蠻嚴苛，本來以為對方會回絕，結果朋友爽快地說沒問題。而後翻譯簡報和卡個出國，雖然忙亂，幸好在時間內弄完。會議當天有四個人演講，一位是某歐洲大廠的美國人，第二是平行單位的博士，朋友第三，第四是台灣某企業的董事長。我們兩邊總共才五個人（我方四人全數出動，對方只有一個），實際執行我上司和顧問當然不會出手，朋友的招待自然落到我身上。我先去會場旁邊的飯店接他討論些細節，再帶他到會場安置。演講期間允許的話，我就會告訴他現在演講內容大致是什麼。會場當天請日文即時翻譯的是協會那邊，翻完我朋友演講居然就撤了，最後問答時間我只好硬著頭皮上場，還好沒啥意外。結束後我們一同到旁邊餐廳吃飯。席開三桌，是一般的台菜。朋友坐在右邊，協會那位坐我左邊，是個大約四十，活力十足小有姿色的女性。朋友另一邊是另一位同在會場上認識與該博士同單位的年輕女性，日文也不差。再過去是博士。我們公司大頭這時才出現坐別桌。席間氣氛很好，聊得很開。我們三人約定席散後去喝沙士，順便逛逛附近。結束後收拾殘局東西都堆到我身上，上司和顧問都說交給年輕人（年紀大真好）。我們聊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互相連絡，彼此到對方的地方都會出來見面。那女生過沒多久就辭掉轉而到顧問曾經待的公司裡忙到天昏地暗，見面的次數比遠在日本的朋友還少。她曾送我生日禮物，是相當發思古之幽情的一樣東西。那之後我們三個人只再一同吃過飯一次而已，飯後我們在飯店大廳談到日本消費稅的事情，朋友的立場如同意料不慍不火，我認為全面增加消費稅並不好。他好幾年之後才問我：「もしかして，台湾でも少しかわった人かな？」我回：「少しじゃなくて，すっごくかわった人。」其實在我所知的日本人裡，他也不算很普通的一位。就如那女生曾跟我講過的，很多日本人個性很難搞，像他如此隨和好相處者幾兮。
（九）
我買P3遊戲沒有固定管道，總是網路隨意找比一陣哪裡便宜哪裡訂。一次我訂了遊戲要面交，在捷運上忽然一個男人操台語打電話跟我說再半個小時之後就會到指定地點。我一時有超現實感。到那邊沒多久一個六十歲、矮個子的男性跑過來拿給我，一樣都講台語。因為沒零錢還去旁邊的點心店買點東西才找開。
（十）
還有一件事能說明我公司奇怪的辦事方法：某個平行單位那邊要求支援，不曉得為什麼是我被指派，大概其他人都很忙吧。他們那邊跟我們組一樣只有四個人，我只見過兩個：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組長，和三十多歲一副病容的女組員。那次是一位在日本的記者要打算來採訪台灣的廠商寫篇稿子，是個四十多歲的男性。我們兩天內跑了好幾個地方。第二天有另外一位日本女性加入，旁敲側擊下似乎是某公司打算來台灣創新據點的五十多歲高級主管。因為採訪的主題我完全不瞭解：術語、業界生態、流程和基礎知識，一切皆無，偶爾發生障礙的時候他們會用英文和對方溝通，然而他們兩人英文都不好，腔調也很重，不過總歸起來還是得怪我。採訪期間除了有時因為我不懂術語還需要多些解釋，大致上沒有問題。被採訪的多是各地方的大頭，他們很少準時。其中一個對象是教授，香港人，據說在業界無人不知，大概五六十年紀，走路的方式很奇特，不知是什麼問題。他從頭到尾都用英文說話，平行單位的人跟我說他聽得懂中文。那場我沒有用處，坐在旁邊聽。中途他從會議室撥打內線，他叫某人來聽後忽然喊：「I can not tolerate...」沒多久之後有人灰溜溜地送來簡報用的遙控器。
親自採訪結束後我們還有跟該單位合作過好幾次，可是，因為被歸類為橫向，與我們這組無關，因此他們來開會時我一次都沒參加，每次都是臨時接到又臨時出場，而且從頭到尾出去支援的只有我，也沒換過人，我實在不懂這搞法有何意義。
後來還有兩次透過電話，第一次一樣是採訪，時間在一大早，大頭依然遲到。當天因為講到很細節的規範問題，結果雙方好像都覺得有些不明瞭的地方，因此約定之後會再用電子郵件聯繫。我實在不明白這次電話採訪意義在哪裡。第二次是類似會前會，為了來年的某個活動而準備。兩邊陣仗都挺大，會議室又非常小，平行單位的女生只好窩在角落。結果電話撥通對方一開頭就是個英文好到直讓人以為不是日本人的傢伙說話，從頭到尾對面幾乎都由他在講，結果我又沒派上用場。後來活動結束，我某次和組長碰面他才告訴我說話的那傢伙原籍荷蘭，是歸化的日本人。
（十一）
我接觸過能回溯最久的日系企業（三百多年）在台分公司，與我們也合作相當長一段時間。最先是和日本母公司的一位接觸，因為那時他們公司計劃帶一票供應商來台，日本董事長也在裡面，總共四百多個人。我們忽然變成旅行社要幫他們規劃行程和想動線，而這件事我沒有參與很多。主要是董事長的行程和其他人不一樣，還有一個大型晚宴，老大和大頭想去舔屁股的都去了。本來行文邀請總統，似乎最後是副總統出席，還好我沒去。那種場子單純只是折磨人，翻譯都坐在日本來賓和台灣官員或商界大老中間，光翻譯就沒空筷子都難得動；而且他們還不見得講正經的事情。這些人為何而來，講一件事就會瞭然於胸：名單上幾乎每個人都帶自己的妻子前來。只要想想成果文件裡面有多少這類活動，創造多少億商機寫滿幾頁，你就能多心寒。
第一次去他們分公司是和一位多待在台中的業務和他們日本人董事長見面，主要談未來合作方向，當時想到的兩個領域都屬於我們這組。在此基礎上之後一同去拜訪廠商好幾次。大概因為公司規模小，有大小事情我幾乎每次都直接和董事長對頭。這位分公司的董事長是個五十多歲，看來一絲不苟的人。閒聊時他說自己來台六年（依然幾乎不會說中文），妻小都在日本。和他一同走路時，他會一直讓他自己的肩膀碰到我的，不清楚這是不是在表達親密。
一次去台中，就是和該業務與董事長去。該業務似乎很熟，中午在某間餐廳吃飯，他說這間剛開沒多久。餐廳頗大，那附近並不熱鬧，幾乎都是大桌子的座位也沒坐滿，菜卻上得不快。一個中年女店員拿著一盤炒青菜來我們桌前說：不好意思其它菜還沒出，這是補償。前後總共補償三次，我倒是挺開心。席間業務說話比較多，因為當時台北陰雨連綿，台中卻是陽光普照，業務半開玩笑勸我搬下來住。後來董事長問起我有沒有女朋友，我說沒，他笑著講自己有個年紀適當的女兒，要介紹給我認識。
另一次去桃園，陪同的換成另外一位負責台北地區的業務，是個燙爆炸頭，身形很矮看來比我年輕一些的男生，他說自己有在打街頭籃球，雖然也會日文但不是很好。當天還有兩個日本來的現場人員，主角是他們。會場上除了該公司自我介紹的簡報，翻譯大概都由我來。因為又是新領域，我翻得很差。廠商那邊排了很大陣仗來，總共大概有十個人。休息時間和閒聊的時候那兩位很活潑，老是和業務說笑。不知道說到什麼，業務說：「今すねてる？」其中之一回すねてる。之後業務講自己不斷擤鼻涕的原因：
「風邪か？」董事長問。
「いや，アレルギーのようで，時々そうなるんですよ。」
「仮病だな。」那兩位的其中一個講。業務轉過頭來問我他講的是什麼意思，我解釋以後他立刻向他們說：「仮病じゃないって。」隨即笑成一團。
他們帶來的工具裡有手持測溫儀，業務問怎樣用，其中一個示範給他看。忽然對著他跨下照過去：「あっ，百度。」
後來他們為了另一間廠商來我們這開會，一樣是董事長和該業務。後來事情講完，我同事先離開剩下我們三人的時候，業務忽然和我說：「工作還一堆沒做完，還在這邊拖這麼久。」接下來確實是大頭交代我講但不重要的事，還好董事長聽不懂中文。
（十二）
我第一次和日本人談生意是第一份工作開始大概一個月的時候，那也是我第三次和日本人用日文對談。第一次是在等公車時，兩位日本遊客來問路。那時我日文還很糟，只能講點簡單的東西。我還一直聽不懂其中一個人的名字妙，她們最後還是一臉開心地與我合影。第二次在大學社團攤位上，我剛拿到日檢證照，一個日本男學生用很破的英文問路。旁邊的人鼓譟說我會日文，我剛開口講我有學過，他一聽以極快的速度說：「まじ？どこでいつ？」我就像在冷凍庫待了一晚剛被放出來。還有一次遇到不過連談都沒談上，那是日本地震剛過的一個禮拜天，我閒著想去投籃，一位老婦人帶著一個小女孩到公園來玩，我聽她們兩人用日文對話，便詢問那個老婦人。她說自己不大懂日文，因為女兒住在日本，那次地震過後怕輻射感染，所以把小孩送回台灣。女孩子認生，別說講話，正眼都不看我一次，玩的時候倒是活潑。之後我接觸的工作各個都很要求證照，不知為何。
我們這邊有我和兩位老大，對方一老一少，五十多歲和四十歲上下的組合。那次我的表現糟透了，別說術語，連平常對話都講得七零八落。老大之一直接開罵，雖然我不認為這有幫助，不過大多數人都曉得，適時地生氣是員工成長的最大動力，就好像某個著名代工廠家族能花一整天罵他的員工一樣，重點不是解決事情，而是情緒衛生管理。最後他們大致上用英文談，那兩位日本人對我的態度就像看到發霉的蛋糕。事後我老闆和我說有他罩著一切沒問題，不曉得別人怎樣看，然而我認為這句話隱藏的訊息蠻看不起人。而我老闆會的日文只有三句：問題ない、もちろん、大丈夫。他只有一次因為剃很短的頭所以在日本人面前自稱ヤクザ。
第二次是一個工程師來台數日，除了維修，還有敎我們一些關於機器的操作、使用訣竅等。工程師是個大概五十出頭的人，我找他說話他都很親切地與我聊。他女兒是大學應試生，一天睡三、四個小時，我問這樣不會太辛苦嗎？他只說「若いから大丈夫」。他來第一天的時候先去別的公司那維修，我陪在身邊其實沒有什麼事做。我看他先換上工作服，隨後拿出工具開始作業，四個小時內我和對方也陪同在場的一位同樣年輕的員工閒聊，從工作內容到籃球都有。他的上司出現一陣就走了。到了下班時間還沒維修完，老闆已經開車來要載他去吃飯，只好隔天繼續。飯桌上除我們三人以外還有我的上司。我那時完全不曉得我們和該公司之間有怎樣的關係。老闆叫我問工程師某件事情怎樣了，我聽得滿頭霧水，翻得錯誤百出，我上司隨即指正。那段話從日文換成中文我還是不懂。我曾和老闆說過我不是很會喝酒，也不是很愛喝，他只說多訓練就好。席上開了啤酒，我也有一杯，本來只在敬酒時沾一點，菜大概還剩一半，老闆很快就說要走，我覺得有點浪費所以把杯裡的酒喝掉。他大概覺得我其實想喝只是不想承認吧。因為那天我出公司沒有帶上背包，身上只剩零錢，老板拿五百塊給我要我搭車回去。我後來沒有還這五百塊。
第三次是一間公司要來台參展，我們希望代理他們的東西，於是幫助他們很多參展細節：貨品入關、現場水電配置等等。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大型展覽，我上司也一直催促我注意什麼什麼。事後回想其實多數屬於杞人憂天，不過她當時倒是成功地讓我膽顫心驚。因為展示要用到加工肉，本來先寄到台灣結果因為法規的關係被銷毀，差點開天窗，最後對方不曉得用什麼方法親自帶過來。展覽前一天入場佈置，我才曉得原來現場如此混亂：各種機械排隊等著進會場，會場裡四處都是起重機，駕駛大多是老頭。機械一來就得靠他們幫忙卸下來，起重機按次計費，他們也不會直接銀貨兩訖，只是先幫著放好機械，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會拿收據來攤位，真虧他們還記得。對方是經理和兩位工程師先來，我們這邊是我和另外一位電機出身的同事，他大概四十歲，只比我早一點進公司。經理和我們解釋一下他們製作的流程，他大概五十歲，有些胖，臉色紅潤。他看看會場裡面我們先放好的東西，說下次可以加上海報和螢幕（我們只用投影機打在隔間牆上），還說需要遮攤位的布。我打電話給我上司說這件事：需要三公尺見方的布，打算布置結束之後去買。我上司問我什麼叫做見方，電話結束後我和同事說我在翻譯日文之前，應該先學會怎樣翻譯中文。
定位以後經理邀我們去吃飯，於是我們搭計程車到他們下榻旅館附近找間餐廳吃飯。車上司機開始閒聊這附近有很多日本人，包括在此尋歡作樂，説到台商在大陸那也差不多等等。我家人也在大陸工作過，也聽他們說過那些被當代語言歸類為affair的事。計程車司機（用台語）斷言我的家人一定也有自己的affair，我同事贊同他。倒不是說這樣很淫亂（那是別的問題），不知道有多少人像Dunham的Walter代表的那樣（「Impotency is God trying to help a man like me to just say no.」），我家人並非如此。那兩位工程師吃得很多，兩個人都大概三十歲出頭，一個人體態削瘦，另一個則較為健壯。後者結了婚。飯後我們送他們回旅館，途中經過一個招牌，上寫「香港クラブ」沒結婚的那個問我「何のクラブだと思う？」那時我真的不曉得，只回大概是香港人在裡面吃喝玩樂的地方吧，這種無知狀態只維持到當晚我回想這件事情（當時我對這個詞的認知還停留在十九世紀，而托爾斯泰認為那時的клуб是個不好的地方，足見百年以來人類進化達到多高的程度）。大概他們會覺得我是個不諳世事的白痴。
隔天那兩位工程師穿西裝前來，他們說只待到今天，另外兩位同樣今天從日本來來會替換他們。第一天沒有什麼人來看，我們閒著聊天，我隨意問那個沒有結婚的看到女生第一句話會說什麼，他回いくら。那個結婚的人拿他手機裡的照片給我看，其中一張是他六歲兒子的老二，我問他こんな写真を撮ってどうする，他只是笑笑沒有說什麼。這兩位說話大多數都和女人有關，結婚那個說「おっぱいの大きさはかまわない」。後來他們又問我知不知道什麼是てこき，他們很驚訝我居然知道。有何困難呢？現今早已是個超越足こき的時代。稍晚我老闆過來，要我問他們三個昨天的女生皮膚白不白，那個經理回：「雪のように真っ白だ。」
當天晚上另外兩位到台，我、未婚工程師和老大三人去接機。路上未婚工程師問起為何車牌不同，那時正好車牌快換成現在的樣式。到機場後我們一同前往餐廳，過來的兩位都是管理職，雖然他們說這間公司就六個人（加上沒有來的老闆）我也不懂分這有啥意義，其中一個是老闆的公子，一表人才，已婚並育有二子；另一個是他未婚的大學同學，外貌整體來說很像稀釋過的骨川スネ夫。車上他問我上司結婚了沒，我說還沒，又問她喜歡怎樣類型的人，我不清楚。問他要怎麼辦，他說：「インターネットで曾さんスペース二十九歳をサーチします。」沒多久他問我知不知道香蕉包，說要買回去給朋友，沒買到的話會殴られる。我當然不曉得。我們公司幾乎所有人都去和他們五人一起吃飯。我坐在角落，一邊是未婚的那位，對面是我的業務同事，他們兩人透過我談得蠻開心，像是我同事自豪地說有一百多部AV收藏（兩人為此乾了一杯），等會吃完去哪裡休息一下等等。我們吃飯的地方是某五星級飯店，菜色有烤鴨和鴨粥，味道不錯卻不太盡興。中途我問起結婚那位日本今年的紀年，他想了好一段時間答不出來，快結束時スネ夫要離座去洗手間，經過我身邊時忽然和我說今年是平成幾年。
隔天展場裡我幾乎都在和スネ夫聊天，他很健談。他說自己的那兩位同事腦裡除了エロ以外幾乎沒有其他東西，還在紙上畫了他們頭腦內思考事情百分比示意圖給我看。提到沒結婚那個其實結過，不過因為他前妻有些問題（只說だまされた），導致他不信任女人。問他假日都在做什麼，他說都在睡。後來漸漸轉向政治，講到靖国參拜，他算是開明人士，也具有這些人的特點：他們可以擁有任何最自相矛盾的觀點。他手上老是拿著一把在中國買的黑色小扇子把玩，似乎非常喜歡。隔天早上在外頭等展場開放時，我看見經理和公子兩個人在會場外，不見スネ夫，不久他邊擦汗一臉倦容從洗手間向我們走過來，我問：「大丈夫ですか？なんか疲れたご様子...」他只說：「聞かないでください。」那天他帶來看來很高級的相機，我不懂攝影，不瞭解究竟是怎樣的東西。他說那是去德國時買的，本來想四處拍照結果也沒用過幾次，那天他也只拍了幾張就沒再拿出來過。
有一個從韓國來會場打工的女生送來問卷希望我們寫，中文還行，我倆中文英文混著用，最後她說隔天再來拿就離去，不過她又隔了一天才來，是個相當可愛的女孩子。隔壁攤位有個三十好幾的女性，我想起昨天的事問她知不知道，她說因為香蕉包正在打官司，所以大概沒有在賣了。最後果然沒找到。
現場有他們偷帶來的火腿和培根，時不時煎幾塊讓參展的人吃。他們似乎總共帶三大包，展期間卻連一包都沒吃完。附近的攤位說我們煎肉味道很香，還因為我們常送過去給他們吃，有空就找對方閒聊。一次我遞肉給一位來看我們攤位的婦人，她說自己吃素，經理碰巧在旁邊問怎麼回事，我向他說明，他聽完後像看到蟑螂般地揮手。
那天晚上我和老闆與對方三人一同去日式料理屋吃飯，老闆似乎很熟店裡的人。這裡的日式料理他們三人也說和東京吃的一模一樣，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鮟鱇魚，我沒法習慣味道所以只嚐一口就沒吃，他們三人倒是不在意。
展覽完後隔天只有經理來我們這開會，老大都進去了，談之後的合作模式。過後經理發了封英文信給大家，內容不外乎感謝大家幫忙這種官方屁話。不知為何我在信裡變成Rinn。
我上司每天都很早到公司又很晚走，我不太清楚有什麼可以讓她忙成這樣。而她的個性讓我很討厭，也許這樣做才能顯示我應該需要多注意：做好文件，比如出了錯，她也不會講哪裡出錯，只是扔回來，我就得自己去找哪裡出錯。一開始通常得這樣來來回回好幾次，她這樣做確實讓我變細心一點，只有一點，我細心程度倍增反而是在下一間公司時。更多的是她為何不開金口的疑惑與徒勞感。而這還是好的，有時她會直接用罵的丟回來，或是遇到其它事情我應該卻沒掌握，也會大發脾氣，我搞不清楚她這脾氣到底怎麼回事。這不是說我這人沒脾氣或不喜歡生氣。生氣，特別在公事，是修辭而非語言。她是我上司，但我還是儘可能不看到她，有機會我就往工廠跑，後來她似乎也注意到，讓我要去得先和她報備。我屬於反骨，越是來我越想反抗。
展覽結束隔天早上要把機器運走，我約好貨車司機出發，因為目的地相當偏僻，雖然事先給了地址，司機也不曉得要怎樣去。我只好打電話給她問路，她在電話裡發一陣脾氣過後（「什麼叫不知道路！」）才和我說要怎樣走，用的描述方式也非常不具空間感：看到便利商店以後沒多久就可以左轉。我和司機晚了一點才到，她已經雙手交叉放胸前站在自己的車旁等。機器安置好以後她說載我回去（我本來想上貨車），車上她和我閒聊，我大致簡單回答。到市區以後她說一起吃個飯吧，我推說家裡有煮，她就這樣問了好幾次，我也都是相同回答。她只好在市區讓我下車，我自己搭車到朋友那去吃點再回家。我絕對不和自己不喜歡的人一同吃飯，去吃這種飯也是食不知味，多浪費的而已。
老大加入老闆手下不久，據他說因為之前在大陸的時候只有老闆一個人過去看他，感恩戴德為其賣命。公司裡多數時間真正發號施令的是他，老闆在公司絲毫不具生產力，除了站在模擬草皮前練習揮杆，剩下的就是玩德州撲克。老大性子很急，也經常罵我，只是他的脾氣比較好掌握。那時室內全面禁煙施行一陣，他卻不想多走幾步去旁邊的陽台抽，經常躲在會議室裡吞雲吐霧，那裡的窗戶只能開一個小縫，搞得幾乎整間辦公室都是菸味。這也是我經常不喜歡多數成人、要員和所有這些認為自己足夠重要到可以忽視部分規則的傢伙。我那時很想舉報他。
一次開車出去，他在車上說和他老婆大學時就認識，當時不小心讓她懷孕，去拿掉以後反而一輩子都沒法生了。「都是命啦。」宿命論者和資本主義精神結合後的產物：在努力檢討以後，過錯永遠都不是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