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G二三事(3)

　（此為小屋文章）（藍體字為新加）


　近日看完《Macross F》，對於其中的一些橋段頗有些感觸。
　其中一個很好玩的是對於終極之物的恐懼，亦即人類的差異性乃是被尊重的（而且甚至是作為人的前提之一），任何試圖將人類拉平的作法都不可取。比如超越的「人」的出現（參見Gundam系列。這種傢伙總是被稱之為神），或者，將所有人打造成完美但同一的個體的嘗試。基本上，動畫，精確地說是流行觀點，告訴我們這些嘗試皆會失敗。
　在這裡我們遭遇到的是對極左和極右的抗拒。亦即，在政治上（否則還能在什麼層面上呢？動畫中提出的選項很少不政治）反對成為左派和右派的基本教義份子。這兩者都想將所有人結合成一個緊密且相似的單元（左派術語是階級，右派術語是民族國家），雖說在實務操作上所面臨的都是獨裁統治（例如卡斯楚和希特勒）。動畫中的劇情似乎有一種將這些歷史給重演的傾向，並通過對其否定而「顯得」安全。
　姑且不論各個故事之中是如何建構出這種情境的，只消觀察這些推理就能理解到這種選擇本身的虛偽。我所說的推理乃是動畫之中（或者流行文化中）如何抗拒或否定這種往極端靠的過程。首先是讚揚個體差異的絕對；第二，被駁斥的是這種嘗試的手段過於殘暴，因為他們會選擇去傷害他人而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似乎隱藏了對於種族大屠殺再現的恐懼，當然是所謂的「現代高科技」版本）。
　對於第一點，這種修正主義的說法十分類似於在美國說：「我尊重穆斯林...。」讚揚差異並不能解決因差異而產生的問題。而且這種想法乃是明著拒絕右派卻暗地與之私通，因為這將導致國家個體追求其自身獨特文化的行動變成至高無上。另外，這種虛無的論調本身也顯得很可笑：就因為我知道這隻貓與那隻貓不一樣，所以他們都必須存活下來...。亦即人的政治性和歷史性在這裡消失了，我們變成完全脫去外衣的赤裸裸的人，變成只是追求存活的生物，因此事情就變成對生命的救助而非對歷史的反思與尋求政治上的和解。
　至於第二點，有趣的是這種論述是不是在暗示一種可能，那就是只要我們「選對了方法」，就可以「做任何事」？就不說前面那個引號會引發多少問題：究竟是要去選擇「形式正確」抑或「道德正確」？...諸如此類，這份名單可以很長。後面這個引號就更不用講了，比如立法通過可以對囚犯嚴刑逼供，以使罪犯供出更多有關犯罪的計畫以「救助」其他可能或者已經受害的人（美國的反恐就真的在考慮類似的事情）。這一樣是很老套的「為了多數犧牲少數」的機會成本遊戲：為了救其他人的命，只好讓你死了。不過，如果要犧牲的不是一個「罪犯」，而是一百個、一萬個，甚至一千萬個時候，又要怎麼辦呢？
　但這是動畫（再重申，流行文化亦同）的邏輯：為了避免你傷害其他人，我只好傷害你。除了自相矛盾以外，更可怕的是這是一種假否定，把宣稱要丟棄的東西握在手上（キラ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Destiny》裡面，我們看到他參戰的理由是為了不要再有爭鬥，事情在這裡轉了一圈。），結果是本質並沒有改變，解決的是一個偽事件———如果能稱之為解決的話。事實上這告訴我們除了把事情放在天平上以外根本毫無解決之道，如前所述，這種經濟力學總是被運用。稍微想一下RPG中，主角跟「壞人」，或說BOSS，其實都在做同樣的事情（你「傷害」人，我也「傷害」你），不過主角的方法用對了；所以，我們要選對方法，就可以...。

　這還不是最矛盾的地方，如果將以上兩點結合起來，就是一隻手遞麵包給你，另一隻手拿著槍對準你。沒有人知道下次出現的會是哪一隻手。亦即，這些人應該存活下去（因為他們是獨特的），不過又不得不被消滅（因為他們也消滅其他人）。前已言之，這種矛盾來自於人的政治性與歷史被剝奪。避免極左與極右的誘惑，只能對政治低溫？這種零度的唯一解並不合理，卻很好地解釋了現在的情況：民眾漸漸退出辯論的圈子，將位置讓給專家（至少是個有頭銜的人）帶路的政府機關與部份民間機構。


　關於另一部動畫《CLANNAD》。我只就動畫的第一季講。以男主角「不幸」的家庭背景開始，描述他與眾女性角色的遭遇。總歸要說的是，就算有悲慘的過去或痛苦的回憶，重要的是接下來如何走下去。而走下去的方法沒有其他———是一個很日本式的途徑，就是不斷與他人有關。將自己交給他人，也將他人交給自己，並多少帶有些罪感意識（我似乎對他有些虧欠，所以...）。一個獨自一人，選擇切斷與他人聯繫的傢伙，要從這種負罪意識中脫離，不過通常都會被冠上「そんなの寂しい」，也就是這個人有些不足的部份。
　除了這些，其中還提到關於記憶的部份，一樣是流行文化的老套：一個人被忘記以後才「真的」死去，精確地說是消失。所以那種互相製造記憶的保證，換句話說，就是互相存在的保證。最後還有一些很老套的比喻跟暗示手法（陰天啦、跌倒啦、平交道啦）跟用到爛掉的技巧（晃動鏡頭啦、迅速的焦距轉變啦）。石原導的東西沒有什麼新意。


　（因為接下來大概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不會在小屋那邊丟有關ACG的文章了，因此把一些還沒弄過來的預先整理過來。不過最近對於這方面的寫作量確實是減少很多。大概是因為比較少在看動畫了，然而這絕不是引退或者放棄那類的東西。我並不期待ACG的神話到我寫這裡就會結束，未來還可能出現更多變體，必須要充足自己的知識與見聞，用更廣的———主要是歷史———角度去探討。
　我一直很在意，或者應該說被訓練去在意在這之中的政治態度。一般人似乎對此中也參與政治感到十分不解【或者甚至難以諒解，基本上這種人的態度就是ACG的歸ACG，政治的歸政治】，不過這種態度是忽略了ACG之中的主題，甚至是唯一的主題，就是自己與這個世界和他人的關係，而這導致選擇，在這裡就有政治插手的餘地。我不是要說我們是無意識的政治生物，而是要說這個方面經常遭到忽略。這是危險的。如我在文章裡所說，這樣的潛移默化將不少觀賞者培養成國族主義者或者堅強的右派而不自知。再一次，我也不是說國族主義者就該死，而是至少我們在選擇自己的信念與理想的時候，要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不只是藉由一些簡單的手勢、隱喻和換喻來解釋整個世界與所有他人【甚至自己】。
　關於動畫手法，可以另外寫一篇來討論。一樣要小心的是，某些手法會被遵循為定規。並非要幫這些「定規」給分門別類，而是，要去找出為什麼成其然。這一樣是歷史的。我們有很多「有風格的」導演，同時也必須針對風格提出問題，而不是把問題交給風格，這也是很危險的。）

災害

　（此為舊文章）

　總是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證據顯示，人類的想像力遠比自己所宣稱的貧乏。似乎這災害奪走的不只是人類的生命與財產，還有對其他事物的注意力。


　從電視新聞開始，一天二十四小時不停的播報：現場、政府、責任、意見...。諷刺的是，各個新聞媒體這種不計成本（至少是時間的）的投入，反而不比總是在中段插入的廣告要來的「真實」。像是其餘事件也遭到洪水所掩蓋而成為底層的記憶了。然而，這些新聞閱聽者，大多數是那些非受災戶，也就是迫切希望得知受災訊息者（難道受災者有時間與興趣去得知這些關於自己的第一手或者第二手消息嗎？）。如此說起來很殘酷（但這不正是布爾喬亞社會所教導我們的嗎？），可是我們總該謹記於心的一點是，世界是敞開的。這種「去蕪存菁」的心態，固然很容易被解釋成對土地與人民的感情，卻也經常隱藏在稚嫩的思維中。


　我講出以上那句話，某些國族主義者大概會開始血液騷動（這種情況下可以稱為感情正確）。我不是反對任何對災害的救助與報導，然而如果只是播報災害的訊息，這既不是對於受災者的幫助（那些記者何不放下攝影機與麥克風去幫忙救災呢？如果他們除了「跟隨XX搜救隊深入OO地區」還有更聳動的標題的話。為了傳達給更多人知道這種藉口無法解釋將自己置身事外的事實），對於其他未受災者也毫無幫助（他們還有自己的生活。說難聽一點，災害是一個事件，但不是全部的事件）。反而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像受災者：因這次的洪水而喪失了聯繫外界的各種能力。唯一關於外界的新聞就是「外國媒體對這次災害事件的報導與援助和技術」（雖說在平時，我們也沒有多少關於國外的新聞），難道與此災害同時，全世界的時間都一同靜止了嗎？


　再重申，我不是說受災者不重要，也不是說災害不應關心。如此的衝擊已經造成很大的實際傷害，這是可以追究責任、修復與重建的，但是沒必要連腦袋都一起賠下去，特別是對於我們身處災區外的非受災者來說。我們身處的世界除了災害還有其他東西，那也不是可以放棄的。然而這點出了更為令人擔心的一點是，我們的報導更多是出於激情。那些受災的畫面、痛苦的人們、救援的行動，以及譴責的聲浪等等，的確鉅細靡遺（而且過了頭），可是卻不是放在謹慎的態度之中。除了我上面提到的對外部的同時忽略以外（這就暗示了這些受災戶在以後就會是那些受到忽略的對象。只要有其他東西能激起我們的感情），還有太多眼淚、辱罵、骯髒的身軀等畫面，以及各地的意見，卻沒有一個較為整合且理性的探討。


　我舉一些媒體的民意調查作為例子就好了。比如說這個問題：「對於這次災害，災情如此慘重，你覺得政府應不應該負責？」當然很少有例外，許多人都「同意」政府應該負責。然而這麼看事情，就實在太簡單化了。第一，這調查在哪裡做的，災區還是非災區？問的是受災者或者非受災者？這兩者之間絕非毫無區別。我想說的是，這種「調查」（如果其嚴謹程度還稱得上的話）幾乎消滅了資料來源差異。而且民意調查本身也會影響民意，在某些情況下（當然不是所有）這些調查只是反應隨波逐流（新聞媒體、網路、親友交談等等）的程度。任何一個看到這份民意調查的人，到底有沒有問過：這民意調查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可信程度有多少？我又是如何下判斷？而其他作答的人又是基於什麼理由而回答的？


　第二，問題本身的模糊性也很能夠符合各種不同的人的想像。究竟這個「政府」是指到哪個層級的政府？中央？縣市？鎮鄉甚至村里？哪些官員？這沒有人問。而「負責」又是負怎樣的責？賠償？辭職？行政處分？而且對誰和負什麼事情的責？政府有其疏失（幾乎在每次的災害都會成為基調），難道我們知道如此就滿足了嗎？把那些「迂腐無能」的官員換掉也可以弭平損失？這是僅憑印象而不夠細心的考慮，這種態度除了導致將這種民意調查重演一次以外（因為災害———幾乎都是同樣的災害———還會再來），有任何的幫助嗎？


　激情過剩導致許多奇怪的事情。比如恰好這幾天吵得很兇的一個邏輯：因為其他人正在受苦，所以你不行...。這種怪異的想法還對政府官員特別有用。有趣的是，現在不少地區還有因內亂或者天災等等地區的災民吃不飽、沒工作，真要拉平，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讓所有的連鎖商店關門，恢復（或者說，開始）一天也不一餐的日子，藉此以見證與「同情」那些災民的經歷？會發這種議論的人我才真的懷疑他們有沒有同情心。在這樣的邏輯之下，那些個同情心似乎只是強者對於弱者的悲憫、有能力者對於無能力者的妥協、在上位者對於在下位者的讓步。有些人受災了很可憐，這不改變其他未受災者也是人的這一事實。所謂的同情心應該是指一個人可以處在他人的立場思考並互相理解的一種能力，既不只是弱者所應遭受的對待，也不只是強者所該展現的心態。這是雙方的，請讓我再次強調，這是雙方的。那些指著他人苦痛然後高喊：「你不行這樣，你不行那樣。」是陷同情心於不義。其他未受災者也有他們自己的背景、經歷和考量，全然不過問這個，卻只用受害者的經歷作擋箭牌的人也令我作嘔。我們只需要將這個場景稍作擴大就好了：如果今天美國準備了幾艘航母停在台灣外海說：因為非洲有些人民還因內戰而吃不飽，強迫我們全面禁食三天到一個禮拜不等，請問對此作何感想？也許有人要反駁說我們對於非洲內戰與其災民「沒有責任」（真的沒有責任嗎？），但官員對於災民有責任。這個意思就是說與官員的同情心無關，那麼又何必用同情心當武器？一樣是打錯地方。


　寫這篇如果放到一些知名的社論或者聚集眼光之處，大概會被罵死。我必須要重申很多次，我不是意圖在幫任何一個人辯駁，而是我們現在聚集了太多的意見與觀點還有訊息，以及隱藏在這背後的激情，卻沒有把頭腦稍微冷卻一下，慢慢檢視這些東西。如我一開始所提到，這世界是敞開的，除了受災者還有其他東西。激情的觀點無法長久，因為我們只能不斷找尋新的刺激以維持之（現在的新聞就大多在做這種事），如果有一天新的激情取而代之，我們必須問自己，是否會跟現在對其他事物一樣對待這些受災者：忽略。這不是避免此慘劇不再發生的好方法，也不是看待所有事情的一種好心態。而且我也以為，同情心與激情不是相同的東西。質問袞袞諸公，以為然否？



　接著是一樣在此災害中的一些觀點，不過與以上提到的關係沒那麼大。那就是大災害後的末世論點似乎也在不少地方出現。今年閏雙五啦等等，這種「懲罰」論調以及「災害還沒結束」的威脅式說法並不令人意外，災害發生時會有一些天賦異稟的人開始尋求神秘學解釋。與前日看的電影《迷霧驚魂》（史帝芬金）中的情節十分類似：上帝讓我們看見其怒火，因此，再不皈依的人就會死亡。電影中發此議論的那位婦女（可以想像作者對於這種人是多麼厭惡）批評他人的傲慢導致不信神，殊不知她那種態度可是一點也沒超出傲慢的範圍。我以前講過，這叫引誘，因為這樣而皈依的人並不是因為良心發現，只是為了尋求救贖而已。


　這種看法更危險之處在於，將災害視為命定，似乎那是逃避不了的，我們只能想著如何去接受和詮釋。不過，只要還有人說出這種話的一天，就表示我們之中還有人活著，明天還會繼續下去，而且明天可能還有災害，明天我們還要面對災害之後的狀況。命定式的看法乃是將自己的行為能力抹煞掉，避開政治經濟的行動，投向———這連宗教都稱不上，只是裹上其外衣的三流浮木———「心靈的寄託」。我不是說我們不能有（難道還少嗎？），然而不能只有這個而放棄其他的東西。

一樣十分奇怪

　（此為舊文章）


　前幾日聽到一個說法，實在十分可怕，我以為這可以給我們作為借鏡。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個人說，人類的社會在發生災難（比如說地震、颱風、海嘯等等天災）之後，會忽然變得祥和。大家會忽然都變得樂意行善，並且主動去行善。


　可怕之處在於兩個地方。第一，這是不是暗示說，只要在「沒有」出現災難的情況下，我們就「沒有」行善的理由？這最濃縮的形式就是電視馬拉松捐款節目：每次災害發生時，無論是什麼單位主辦，在電視上，由名人來主持，請各位打電話進去捐款，每個觀眾都看的到募捐金額總數不斷上升...。首先，這是將善行訴諸一種可見的形式：「我捐款了，所以我幫助了那些受害者」的推理正是這類節目所說的。讓我們暫且同意這種「捐款即救助」的想法，就算如此，這依然忽略了「平時捐款一樣可以幫助不少人」的這一事實。也就是說，這節目將一次特定的捐款與受害者連繫起來，產生如此的錯覺「我（捐款者）確實為這些受害者做了點事情」，但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這樣做，而不是只有在電視捐款的時候。與其說我們真的做了點事情，倒不如說是被提供一個機會參加一個捐款遊戲。接著，這種節目給予的一個口號（「多少錢不嫌少，多少錢不嫌多」）雖然名義上是請大家發揮善心，不過還是回到經濟的基礎上。只有那些捐了大數目的人會被強調（某先生捐了十萬元！）。連一塊錢都拿不出來的人就真的毫無善心可言？結果是，在這種捐款節目中「捐出一些錢」與「幫助他人且有善心」劃上等號。事實上，我們還可以問的是：為什麼幫助人非得要捐款不可？這裡可能有人要開始反駁說「救災是十分花錢的」...等等。但正好是這個，救災難道就不「花人」嗎？是誰使用錢呢？（募款單位？）如何使用？究竟要花多少？...這些問題很多，卻沒有一個人提起。這乃是一種象徵姿態（手勢）與模糊主義的遭遇：我捐款了，所以我行善，之後其他的根本不需要我去管。


　我不是說捐款毫無用處，那也許是有用處的。然而這種款行為並非是一種善心的體現，而更像是消費行為：有災難，我捐款，因此災難消失了（還是說，是善心消失了？）；直到下一次災難，我再捐款...。災難被捐款行為消化，似乎自此之後就沒問題了。事情當然不是這樣。


　另外，這樣的電視捐款本身具有許多問題。比如說，如果一個人不是自動自發的捐款，而是「看到他人如此做才跟進」，那這也是善意的嗎？使用電視這一媒介本來就是希望透過其「影響力」來「感染」群眾（通常有名人加持）。這是告訴我們：其實被在意的是純粹的行為，而絕非行為背後的動機與其思考過程。因此「你只要捐款就好」。這完全將善交與行為的標準，但善遠不那麼簡單。如果有一個人想要捐款是為了羞辱這些等待救助的人，那可以說他的捐款是善行嗎？這是將「善」和「行為」話上等號，而忽略了其他東西（思考與其理由）。善與惡確實是可以傳染的（薩德這麼說過），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的善行也就只是一種習慣而已，就像我們使用筷子吃飯一樣。一個天天用筷子吃飯的人為什麼可以被稱讚「做了善事」？我們所謂的「善」難道就是這種形式正確？


　總歸，這種電視捐款節目過於強調單一的特殊行為，將善行給貨幣化，並且提供一個假推理（你捐款，所以你做善事），以及謀殺善惡。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在緊急時刻出現的人類溫暖」？那只不過是跟進他人的行為而已。而且更糟糕的是：在平時我們難道連跟進都不需要？


　第二，這種直至災難才暴發出來的善心也很詭異。就像是直到他人在災難下受苦，這才驚覺「原來他們也是人」，而不是其他的什麼。曾經說過，這叫做假命題的假否定：我先認為你根本與我無關（換句話說，就是你是不是人根本不關我的事。因為你身在遠方），等到災難消息出現，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那裡也有活生生的人，從而推翻以往的想法。


　我們似乎要在兩個極端上選擇：要不就是把人當作一個歷史-政治-經濟的人（所以中國官員來台會遭包圍），要不就是只把人當作一個生物（所以地震或海嘯發生時我們會伸出援手）。事實上每一個人都具有這兩個特性，然而我們通常是面向一個背對另外一個：平常時，政經是考慮重點，這時說什麼人道關懷是很奇怪的（最極端的例子就是戰爭）；但到了災難一發生，作為生物的人才是最先被考慮的，這時有誰討論政經等問題，絕對會被批說「毫無人性」。但是問題就在於「平常早已經沒人性了，難道在災難時還會特別需要嗎？」因為戰爭、武器交易、國家主權的干涉（如美國政府在許多非洲國家與中東的行為）而死去與受苦的人並不少於天災；在這種情況下都可以如此冷血，又為什麼天災發生時才表現出善心？



　一個去當兵的朋友回來大談自己的經驗（如同現在很多「成功者」的什麼經驗分享），說到：你自己在做的時候，其他人都在旁邊看；等到你看到其他人在做的時候，你就不會想出手去幫他了。這種講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合理」的，亦即，一般人能夠同意這種序列遞移式的態度。其他人沒有幫過我，所以我也不去幫其他人。


　這是將自己的選擇交與外部決定。當然可以選擇不幫忙，可是為什麼要將這個理由再推回別人身上？因為不幫確實是「我」不幫，就算是他人的行為影響我，但做出這個決定的依然是自己。為什麼 不誠實一點說是自己不去幫呢？而且，就算他人不幫自己，也不構成任何自己不去幫其他人的理由。我的意思是，這種序列根本不存在。「有人對我好，所以我對其他人好」這種說法必定要回到一個問題：是誰開了第一槍？是誰最先對別人好的？


　而且這種態度很奇怪，我們究竟是不能忍受其冷漠，或是不能忍受這個人？如果是不能忍受其冷漠，那麼又為何要將其冷漠複製到我們身上呢？如果是不能忍受這個人，那麼我們對他人的冷漠也無法解釋。簡單來說，這種想法實在是一點也說不通。


　有不少人說（女性朋友居多）當過兵的才是男人，也以些人說當兵可以增加不少歷練。如果變成男人跟增加歷練的意義就是當這種低溫生物，對自己可以幫助之事坐視不管的話，那麼當個毫無歷練的「男孩」好多了。不過男孩跟衛宮士郎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參見《Fate》），衛宮的想法是，所付出必有回報。必須拒絕這種天平的想法，而且那很容易就滑入引誘的圈套。我並不認為去做了以後會有什麼好事發生，這未免過於一廂情願。我去做是我的決定，並不因為其他人去做而做；我不去做也是我的決定，並不因為他人不做而不做。而且我的決定不因善報或惡報所動。一個堅守道德（如果這能稱之為道德）的人向來都是虛無的，而且總是要付出代價。



　某些廣告會用這樣的話：「買越多，省越多」，亦即你消費是為了節省。這種講法除了神經病還是神經病。省最多的方式就是不去消費。這裡是引入了預期的概念：將預期花掉的錢與實際上花掉的錢對比起來，從而發現自己「省了很多」。然而預期是未實現的，廣告把預期中的消費直接引渡到實際消費上來，造成了預期與實際的錯亂。所以你只要去買（未來）就會省（現在）。


　這更暗示了一個好玩的特點：我消費是為了節省。首先意味著我非得消費不可，不消費的選項被暗地裡否定掉了，因此我只能從既有的消費方式中去尋找最「省錢」的。接著，消費被擺在最前面的位置，因此節省是為了消費而節省的：從更多的消費中去節省。


　又或者便利商店很喜歡使用的「多買一件東西就少多少錢（或打幾折）」的策略，一樣是買更多省更多的邏輯。事實上不買那附加的商品（或者第二件）才是支出最少的方式，也是傳統上最節省的方式。不過這樣的想法在現代的消費行為中再也不適用，可能是因為遵循的是不同的邏輯？

關於乞討者和藥丸

　據說托爾斯泰先生曾有這麼一段故事：有天他在路上施捨給一位乞丐，這時有一個人跟他說，別給他，這傢伙惡名昭彰。托爾斯泰則回答，我不是施捨給這位乞丐，我是施捨給人道。


　前日去公館，在台大前面的地下道，我不清楚是不是天天如此，至少在我去的時候，總會看見那裡有人擺攤（賣童書）或者形貌落魄的中老年人———都是男性，這究竟？———在「交易」。這種說法不恰當，但是如果使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看的話，這些乞討者（暫時就這麼稱呼他們吧）在販賣形象，一種悲慘的形象，而有人———當然並不多———願意出錢將這種悲慘給買下來，至少是一時地買下來。我的意思並非指所有的乞討者都深知這種經濟力學，因而出現在地下道；我想說的是，我們的觀念與社會說這些人是需要幫助的，然而他們需要幫助的理由，並非因為我們這些施捨者曉得任何他們以命運的殘酷所鑄成的編年史（或許因受傷而後失去工作，接著妻離子散等等），僅因為他們「看來很慘」：斷手斷腿、沒修理的頭髮和鬍子、骯髒的身軀與服裝，和閃亮的眼睛。換句話說，至少在面對這些初次見面的乞討者的時候，我們幫助他們不是出於任何實質的理由，而是為了符號。


　我也不是說施捨（或者，如剛才講的，「交易」）他們的人有什麼不對，我只是不清楚這種想法究竟是怎樣運作的。用運作此詞頗有機械的味道，但我確實懷疑這種思維本身相當具有機械性。當時我看到一個年邁的老爺爺，他面前擺有口香糖———也不曉得為何，總是口香糖———，手裡拿著一個，每看到（可是我並不很肯定他是「看到」）有行人經過就做出遞出的姿勢；背後有個音響正在放佛經，帶有音樂的那種。


　這情況首先吸引我的並非其他的什麼———我得承認我感到同情他———，是他的表情，絕對不是年紀或打扮等等那些（試問，究竟一個什麼樣年記的人得做什麼打扮，才會讓他在地下道販賣口香糖這件事變得正常呢？）。他那怯生生的樣子，看來十分無辜（你為什麼要顯得無辜呢？難道這不是「合法」的嗎？）。另一個讓我很在意的就是佛經音樂。為什麼是這個？第一，音樂在此毫無必要，而使得整個狀況更顯得矯揉（如同電影和電視劇中的原聲帶一樣）。這來自兩方面，因為這位老先生不發一語，讓音樂就算要幫他說什麼，也立刻就失去其地位；另一方面，買口香糖或是出自需要，或是出自同情這位販賣口香糖的老先生（如果不把同情視為道德心的糧食的話），兩者皆與音樂無涉。


　第二，如有涉，那情況就更糟糕。這表示我們的同情作為會是因為音樂，而非因為看到這位老先生。「會」這個字在這裡很重要。就像我寫下「悲慘」兩個字，然後讀到的人就開始流淚一樣。重點被搞錯了。我們跟這位老先生買口香糖是因為音樂給予這種氛圍，甚至跟同情心無關。我不願相信這兩點之中有哪個是正確的推論，毋寧將之視為一個老先生興趣的展示。（只是這樣又能掩蓋什麼呢？）


　托爾斯泰的人道是什麼？是那悲慘的模樣？他做的事情某部份是對的，也就是，在我們施捨之前，的確不需要一個道德評鑑表，而只施捨那些在這個量表中名列前茅的乞討者（試問，乞討者有所謂的「道德」嗎？）。但是，我們的施捨究竟是因為「他們需要」抑或「我們需要」，更或者是其他種種原因。很危險的是，單純由符號決定了位置（如同裝扮），再配上一個毫不遲疑的頭腦。



　記得在電影《Matrix》（《駭客任務》）第一集裡面，開頭沒多久的地方，Morpheus（似乎是這樣拼的？我有些忘了）給了Neo兩個藥丸：一紅一藍，說一個是通往真實世界，另一個則是繼續停留在「虛假」的世界中，要讓Neo去選擇。


　由於某些原因，不久前曾經討論過這個橋段，跟一位開口閉口大多是Derrida、Zizek、Baudrillard等人的理論和一點點的Foucault，專注於電影和Sci-Fi的傢伙。其實看他的傾向很明顯是一般所謂的「後現代」理論者———畢竟不少創作者也以這些人的理論為養分，《Matrix》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些人的理論都有其趣味，不過引發的問題絕對不會比解決的問題少。經常聽這個是logocentrism，那個也是logocentrism———似乎是這樣拼吧，或者再加個s，聽到耳朵都快長繭。我倒是蠻想笑這些人都有post-centrism，所以說，對中心的逃離結果成為這些邊緣開始往中心靠攏，似乎只是換人做看看而已。至於Zizek，他對petit a和jouissance（似乎被翻成「客體小a」和「執爽」的樣子）的執著以及一些奇妙的論證（比如人只能死兩次這種手淫的想法。認為一個人能夠在他人的記憶中活著，未免太過自傲，而且，那真的是「活著」嗎？還有另一個：The truth is out there。引用《X檔案》之語。卻忽略了對外部事物的解釋來自於人的觀點，這樣實在是很容易陷入倒推的謬誤。）讓我想保持一些距離。不過，讀他寫的東西蠻有趣就是。還有Baudrillard，他的擬像論就不介紹了，這個問題要講實在得花掉不少篇幅。他的行文十分奇妙（不信邪的人可以去找國內翻譯他的一些小文章讀看看），比起我當初讀早期的Foucault感覺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總歸，整個討論就是在充滿雜音（這不正是「後現代」的特徵？）的情況下進行。當時提到這個藥丸的問題的時候，Zizek曾經對這個橋段做出評論，他想要的是第三種藥丸。而與我討論這位似乎對這種隱喻很感興趣。當時我並沒有把話說好，現在重新再講一次（雖說對象不一樣了，我再提起的原因並不是為了給這位看到，而是多少出自報復的心態）。


　如果今天我站在一個二叉路口上，有一個人出現跟我說：「左邊的路通往天堂，右邊的路通往地獄。」（順序可以調換無妨，在這裡方向本身並無暗示）並要我選擇。這時我該怎麼辦？難道我就真的想出種種理由逼自己踏上前往天堂（或地獄）的道路？這是我當初所試圖論證的：藥丸顏色的選擇其實是一個偽選擇。我的意思是說，首先，這兩者都有可能不是真的。這個選擇乃是一個外力的強行介入，的確很有壓迫感，但卻無法保證其真實：我為什麼非得相信你不可？如果你跟我說的正好相反呢？或者根本不存在天堂與地獄呢？對Neo來說也是一樣，他根本沒有必要相信藥丸的選擇，毋寧說他還有充分的理由懷疑。


　或許有人要反駁說，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證據（「你看，左邊那條路上，有天使在跳舞...。」）Neo才會相信的不是嗎？這個選擇也就因此而是真實的不是嗎？必須注意到的是，世界已經先被分為兩塊：真實的與虛偽的（和天堂與地獄），那麼這個選擇才有可能。所以，這個選擇並非是一個對「真實」的考驗（因為真實早就已經在那裡，等著人選它），而是一個對尋求真實的衝動的考驗，易言之，對德性的考驗。問題就在於：真實與虛偽是否能夠被區分地如此明瞭？對真實的衝動是否真的會強到讓我們設想一個對立的選擇：除此之外，別無真實。


　這個橋段有兩個隱藏在藥丸顏色之後的問題：首先就是為什麼沒有其他顏色（為什麼沒有通往此世的道路）？接著，這究竟是不是藥丸？這個選擇本身乃是一個錯誤的起頭。我拒絕這種非此即彼的對立，


　（如此一類的假議題經常在政治上被使用。比如我們只能以民主———「因為我們喜愛自由。」如同布希先生所說的———對抗恐怖主義，像是除了這些基本教義派的陣營以外人類毫無其他立足之處。結果就是民主所宣稱的自由陷入一個矛盾的情況之中：你只要選對了，你就是自由的；與此相應，選錯了，我們只好「解放」你。自由並非是選擇的自由，而是選對之後的自由。還有一個，就是似乎非藍即綠的氛圍，事實上，我們還有其他顏色，一個人在選擇自己是台灣人或是「高級外省人」之前，必須先認為自己是一個政治個體，而這個政治個體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也拒絕相信給我這種對立的人。這些都讓這個選擇失去其色彩。讓我感到不協調的是，Neo毫不懷疑，而這個抉擇正是在他對於突破日常的渴求下出現的：一個沒有女朋友、單身居住、被上司斥責的現代都市失敗人典範。我除了認為他是想逃避以外，想不出什麼能夠合法這種選擇情境的理由。再一次：真實與虛偽的區分難道對他來說真的這麼重要？


　結果是，我們看到Neo似乎是對顏色做出選擇，亦即，對真實或虛偽做出選擇，事實上，他根本沒有選擇，那選項只是擺好看的：你不選對的那邊，你就繼續當一個不見天日而悲慘下去的上班族，毫無自由。誰說真實沒有壓迫感？


　如剛才提到的，這個傢伙很喜歡Zizek所說的第三種藥丸的隱喻。這我也不以為然。選擇哪種藥丸都不是第一步，而是為什麼我需要藥丸。對一個瞎子而言，能「看見」何謂真實與虛偽（或者其分界，或者其分界的曖昧）有任何意義嗎？如果說，跟Neo一樣，我所需要的真實乃是現在悲慘處境的對立面的話，這種思維除了提供一種手淫的快慰以外並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留下。事實上只消一句話就好：我拒絕提供給我藥丸的布爾喬亞邏輯。Neo他用現代商業術語來說，只是個代言人而已。

關於動畫史

　（此為小屋文章。藍體字為新加。）


　隨便翻開一本介紹動畫史的書籍（比如我之前讀過一本山口康男寫的《日本のアニメ全史》，或者國內的著作《動畫電影探索》，黃玉珊和余為政編的），不難發現裡面都會有個章節談動畫電影的起源。簡單來說，一個動畫的前史。在人真正製作出第一部現代意義下的動畫之前，有人將脖子往後轉，看看過去的人們是不是也做過「類似」的事情。


　我認為這種觀點本身有些問題。在這種看法之下，動畫本身似乎潛伏著，等到在技術上（或者說物質上）出現了某種突破以後，它就翩然降臨。亦即，觀念上動畫早已存活，只是一直身處等候召喚的狀態，直到儀式完成。首先，不能夠不認識到，我們是先有了「動畫」這個概念回頭去看歷史，從而在一種歸類之下，動畫前史方成為可能。所以不難在這些動畫前史裡頭看見，包括對於原始的壁畫如何表現出動物「動」的樣子，從而認定這樣的作品具有動畫的概念或說定義，卻忽略了那時候的人類可能根本沒有現在時間的概念，更遑論建立在時間序列上的作品；那可能只是一連串不連續圖畫的聯集（或者作為獻祭儀式用，或者作為紀錄）。因此，與其說我們有動畫前史，不如說我們有一個動畫意識形態史：由動畫觀點出發的歷史。


　準此，也可以延伸出許多其他的事情。比如說之前一點的，日本的お宅（當然台灣多少有這種現象，只是因為兩地語詞的意思多少有些出入，就不一概而論）的社會觀感並不好，有人將這個情況歸因於宮崎勤事件（這是一個連續殺害少女的事件，犯人就是這位宮崎勤，他被捕後警察在他家發現有許多的動畫，從而，這件事的發生被認定為與動畫有所牽連。這種推理自然十分薄弱，我們所見的是特例。汽車也同樣殺人，不過我們不會輕易認為喜愛汽車的人是不正常者，為何對於汽車本身容易就事論事，但對於動畫就似乎喪失這種能力？）。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歸因於某個歷史事件的態度與想法本身也有很大的問題，首先不可忽略是什麼讓這種觀點成為可能，亦即，這種社會觀感並非在此事件之後才忽然間出現，而是其中存在一些原因，讓人們這麼去看，而這些原因是在此事件之前的。總歸，宮崎勤事件可能不過是一根可見的稻草。還有，這樣的看法，讓每個喜愛動畫的個人都與這種社會觀點劃清關係：那是因為某個歷史事件造成的（亦即一種歷史宿命論），自己就縮小成為受害者，從而毫無責任感（被迫害者「能」有什麼責任呢？），自然，也就毫無改變的意圖。這種態度是在歷史前自殺。


　當然除了這個事件以外，還有太多的看法與此相同。



　另外一個，這種將動畫的概念放到過去的歷史之中的行為，也暗示了一點。如果對現在所有在看動畫的人問：「你說，動畫要做什麼呢？」更為清楚些：「你說，動畫究竟能不能夠成為藝術中的一個領域，從而在人類的活動中是合法的呢？」我的意思是，為何我們需要動畫？這不能夠被「因為很多人接受動畫」的理由所解釋（也很多人接受作弊，但作弊難道這樣就成為合法了嗎？）。這種回到歷史之中去發現動畫的源流，也一併幫動畫發現其安身立命之所：那是「古已有之」的東西，現在只是換了一種新形式。因此對合法性的需求與提問就被留在歷史中。歷史作為保證，給予動畫一個地位（或許還有數千數萬年的沈重）。奇妙之處是，似乎不從歷史中去談，現在的動畫本身就會失去其依歸，變成非法（我的意思是沒有存在的理由）。然而，這種合法性，如方才所提到，也顯得很薄弱且問題重重。那麼，現在問題有二，第一是究竟是不是需要一種合法性？或者動畫的確有，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那是什麼？


　也許從攝影這裡能有很多的啟發，畢竟動畫跟電影與攝影的技術有很密切的關聯。


　（根據某位朋友的說法，我的推論還少了最後一個步驟。也就是從認為自己是受害者開始、毫無責任感、不想改變，最後就是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當然在歷史前自殺就是這種行為的特例。
　我的意思是，我們可能根本不需要動畫史〔更何況，動畫可能沒有歷史，如果借用攝影與電影來說。〕至少就這些意圖來說，動畫並不需要被保證。諷刺的是，大多數的動畫內容都是試圖割裂與過去歷史聯繫的。）

《NHKアニクリ15》小感

　（此為小屋文章。藍體字為新加）


　這是個在NHK上播放，由十五位動畫製作者各一分鐘的短篇所組成的合集。因為並沒有指定的主題，在題材與手法上倒是蠻讓人耳目一新（相較於商業動畫而言）。一些比較有名的比如今敏、押井守、林明美、河森正治、星海誠等等動畫製作者都有參與，我覺得好玩的是宮崎先生跟庵野先生不在此列，因為他們兩人的極短篇作品會呈現出什麼樣的味道也很令人期待，總是看他們二十幾分鐘的TV動畫跟動不動就一個半小時的劇場動畫，這樣的限制也許是有點挑戰性的。


　一樣插個題外話：這部動畫播出的時間已經蠻久的了，而我也從不曾追過新番，總是等到整個系列完結之後才看。這麼做有幾個理由，首先是我看動畫的時間並不固定，可能騰不出空每個禮拜固定收看；而且，固定追（我腦裡浮現trace這個字，究竟是自己的還是動畫的軌跡？）有些耗費心力；另外，我還想要去除因為連載而出現的「期待下一話」的心態，這種心態很好，但是也會將眼睛給蒙上一層霧，這使它變得十分危險。



　星海誠的《猫の集会》是個短篇寓言，也許星海所想要說的沒有這麼多，不過可以順著這條路走下去：這樣可愛的形式點出了我們的困境，當然，以及我們的妥協（這體現在看完之後的哈哈笑聲中）。貓兒將牠的尾巴在集會中舉起，在家中放下。


　押井守的《PROJECT MERMAID》能在REAL中出現什麼呢？那衝破的美人魚甚至沒有固定的形體，最後的逸散也許只是眾多可能之一，所以那道門到底隔開了什麼，亦或最多只是一個幌子？


　河森正治的作品較無新意。


　小林治的《三茶ブルース》給了新面孔，事實上不只是新面孔而已，還有新的眼睛（也可以隱藏在眼鏡的隱喻之下）。


　Micheal Arias的《おっかけっこ》，追逐者是誰？如果只用近鏡（讓機器人在小孩背後）會顯得更為逼真———但同時會少掉另外的東西。也許這是圍獵。


　金敏的《オハヨウ》一樣是老手法（畫風也是老畫風），主題也是老主題：分裂的個人。是看了能讓人感覺到一股熟悉的風自眼前吹過（當然覺得舒服或討厭是另外的事情）的作品。不過在其中有個問題十分尖銳：這能否被證實或者證偽？否則那就會陷於自己的遊戲。


　前田真宏的《おんみつ姫》帶有濃厚的右派色彩（ペロリ暗指べり），而且這種擊倒是完全日本式的（魔法少女變身與巨大機器人），只是這訴求究竟是對誰而來呢？還有對歷史的忽略———固然可以稱之為創意，不過這不表示可以對於事實閉上眼睛。


　（到現在依然是不看連載中的東西：連續劇、小說、漫畫、動畫等等。等到集結成冊才會開始看。不過現在也多的是這種新手法：先出一部分，之後再出一部分，稱之為第二部或第二季等等的。越來越發達的市場有越來越發達的販賣方式，也許像我這樣的堅持有一天會變得毫無效果。）

電視上的cos

　（此為小屋文章。藍體字為新加）


　昨日看到了某個關於電視節目上對於cos誤植的討論串。事情是這樣的：某個節目邀請許多女性來cos，以及另一方（都是男性）來投票。看完討論串，有暮鼓晨鐘之感。


　討論串內的覆文幾乎都集中在「這才不是cos」的地方開火。令我好奇的是：那什麼才是呢？這類發言是割裂的。意思是說，cos作為一種活動存在其門檻，門檻內的人（姑且不論他們如何身處於「內」好了）能夠對著們門檻外的人開火，聲明其行為尚不夠資格。因而，藉著對無識份子的批評，兩邊的距離就此拉開了。這在態度上是菁英的，因為這種開火的權力乃是隨著智識與經驗的累積而來。連cos也進入專業領域了。

　就算不看這種有意無意的加深距離，———在這點上，我敢說不僅是電視，其實眾同好們也是共犯。這種批判似乎給了自己正當性（只是似乎而已，根本無法被證實），但同時將發言的合法性收為己有。在隔開距離的努力與電視的商業形式一樣功不可沒———其開火內容大多數是向著應然。當然開火本身沒有什麼不好，只是其內容不痛不癢，簡直就如被擊出卻半途墜落的子彈。「cos才不是這樣」的發言保持其自身的正統（因而是一種血緣—政治的發言），而且，誤植雖然令人不快，但依然合理。而批評的對象竟不是其中的不合理之處，卻只是因為血統不夠純正。莫非眾同好們其實都是隱性的右派？

　而且要舉出此節目中不合理之處實在簡單。比如，我一開始提到的，何以cos者都是女性，而投票者都是男性？似乎男性cos的可能已預先遭到否決，只能以旁觀者的姿態出現；而女性則恰好相反。對於女性身體（這裡所說的身體是指可以被修飾與裝扮的文化身體）的操作實在是司馬昭之心；而雄性注視依然存在，不過是讓位給一群較為特殊的團體（如果稱之為宅能夠毫無疑義的話）罷了。

　所謂暮鼓晨鐘，是發現到這種小型（或者恰好相反？）聖戰的氣氛存在於此領域與社會之中的其他人之間。為了保存這最後的動漫聖地（我說最後，只是為了加強其決心），人人都拿著武器以禦外敵。其態度似乎是這巨大的壕溝全是由外頭的人挖的一樣。我不認為這種犬儒的態度能多帶給我們什麼。質諸覆文諸君，以為然否？


　（那個討論串有貼上Youtube的部份節目內容連結。看看內容再看看討論串本身，雖說我能夠理解這些po文罵人的想法，不過一樣是拿錯武器了，使得其言論毫無力道。而且這種「聖戰」心態一樣很危險，同樣也會牽涉到cos右派。有趣的是次文化———如果可以稱為次文化的話———大都尋求對抗，卻依然扎根在其對抗的土地上。


　大約是去年十月左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