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感想之二

 　近日讀Gurnah的小說，部分作品讓我感受到小說在19世紀的樣貌。那就是高明的講故事技巧。我很少碰當代小說，就因為被嚇過：要不放棄故事、或用很糟的方式說故事。比如把寫小說等同寫百科，或者讓角色和場景不斷在觀念中打滾。

　所以我接觸現代與當代交界的那批人（大略是活躍在上世紀的前五十年）都會特別小心，或許這些人也在探索描述體驗的種種可能性（如Arrendt說的：「總是在尋求新的獨特技巧以表達新的獨特感受。」），其成果參差不齊（村上龍———雖然他是當代人———是個最糟的範例）。比如《著魔》（Broch）就讓我覺得很倒胃口；《吉姆佩爾》（Singer）則相當有趣；Roth的多數小說也是。他筆下的主人公與世界格格不入。對岸的翻譯版本不知為何用「哈布斯堡神話」這種誤導性的說法。他的嘲諷十分獨特，對過去和戰後皆然。我最喜歡《第一千零二夜的故事》，是色彩豐富的悲劇。

　也是近日看過的一部電影：韓國導演改編美國小說的《No Other Choice》。當代故事與過往故事最大分水嶺在這部電影裡面獲得很好的表現。那就是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認同主人公的觀念與行徑：為了有工作，負擔孩子繼續學琴和養那兩隻狗「只能」殺人分屍。某些價值提升到所有過去的判斷基準之上。這樣的觀點支配所有當代通俗故事。有誰想過，生而平等的思想確實把人從階級解放出來，然而我們慢慢地發現所有人被送到比原先更糟的處境下。某些有識之士會說這是因為個人主義，事情恐怕複雜得多。我比較傾向於認為當代人的思想可以被描述成「認識論的怪物」：物自身（或者經常被稱為客體）與我們徹底分道揚鑣，而這同時表示我們再也不可能認識自己。這導致當代大部分的理論就跟社群網站上多數人一樣：極度自信卻毫無重點。

　《名望與光榮》十分著重描寫音樂場景，卻沒有過多地討論音樂本身（想想《浮士德博士》）。伊瓦什凱維奇不像羅特，時不時來段諷刺，對那段時間的懷念卻很相似。一戰與二戰徹底改變所有關係、概念與立場。坦承「戰後的青年在自由得多的環境下生活」的茲瓦格，依然懷念已經被兩次大戰抹消的過去。

　Olga這本《雅各布之書》（我讀的是浙江文藝出版社的版本，繁體中文版僅在書展上瞥過）的講故事技巧挺好。雖然結構頗讓我感到難受（這不會阻止出版社大吹特吹。讓得獎歸得獎，小說歸小說對當代人來說似乎無法想像）。靈知主義，或用更精確的說法：摩尼信仰，其基礎是前上帝的。我每次讀到這樣的思維，都不禁覺得這些人為內心衝突（傲慢與傷感的不完全混合）找到的出路太過絕望。笛卡兒的「證明」並沒有解決邪惡精靈的詭計。接受邪惡神靈的範式之後，世界就可以被理解，但也同時變得毫無出路。

　只能用糟來形容《夏月帝國》。讓我讀完整本書的動力是為了理解一些我還不知道的事情，有如學生時期那些極其蒼白的教科書。而這本書比教科書更討人厭的地方在於結構混亂，雖然題目是印第安部落的歷史，作者試圖納入十九世紀的背景，卻無法將故事講好。如同遊戲或動畫的宣傳影片一樣：所有角色都能夠分到一個或兩個鏡頭———當然，都是那些具代表性的場景。因為這些角色不拿著自己的名片就上不了場。而滿懷期待的觀眾只能靠運氣，在鬱鬱蔥蔥的名片叢林中拼湊故事的意義。

　我很近期才開始讀Arrendt的這些作品《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康德政治哲學講稿》、《理解集》（1930-1954一冊；1954-1973一冊）。她的洞見當然是吸引人閱讀的因素之一，但於我而言，她寫人的那些文章反而更加趣味叢生。比如艾希曼、卡夫卡（我讀過最好的卡夫卡評論）、Glenn Gary（稍後會再提到他），還有那隻笨狐狸。

　《The Warriors》應該列入所有當代文明的必讀書，尤其未有軍事經驗的人。在一百年前，《戰爭與和平》被認為是描寫人類最極端的兩種經驗，當代人（特別是受國族主義洗腦甚深者）大概只在影像上模糊地知悉戰爭是何物。這本書用另一種方式告訴我們在戰爭中會碰到什麼和怎樣的人。書中常常用動物的行為和人類對比。我對這種方式沒什麼好感。倒不是我完全反對作者的觀點，而是這種對比沒法獲得洞見。為了理解海帶是什麼，拿海星放在一起說這兩個都是軟的，往好的說就是過於天真。人類身上一直都保有與動物共享的某些性質，將其當作傲慢的警示非常有用，卻不能有助理解另外的組成。另一種也會出現的就是精神分析觀點，次數並不多。當然可以理解，在戰爭中遇到的現象與承平時期過於相異，也過於極端，總是想要拿起身邊所有可能的方法探詢之。幸好作者並沒有本我超我鬼話連篇。

　整本書並不是老兵說教，而是一個經歷過戰場的人指出我們應該要思考的事情。關於敵人和罪惡感的兩章更能夠作為經典傳誦。我最喜愛這句：As human beings, we are in a perpetual state of disequilibrium with the rest of the creation, neither humble enough to recognize our dependence nor bold enough to actualize our powers。是的，因為我們沒有人的良知足夠強壯，就算有，良知帶來的成長也不足以成為我們行動的憑藉。

　《哲學的驚奇》與《夢遊者》的主題不同，卻有相似的概念：或許是人文主義抬頭或是自然科學起步時對進步的信仰；又或者是教科書的時間序列讓人失去戒心。流行的思維是：思想或各領域的進步（暫且這麼稱呼）乃是線性的，可以簡單歸結為牛頓那句「站在巨人肩膀上」。這實際上就是巨人信仰，或者說進步信仰。否則我們怎麼知道誰是巨人，誰又夠格站在巨人肩膀上。認為某個星球在某些時間出現在黃道上影響人的性格，和認為電子會依循某些能量位階排序，在信仰層面上沒有太多差異。重點不在解釋的有效程度（否則神學又怎麼可能失去基礎呢），而是大多數的人似乎失去探究的心與不斷追問的能力。

　近期考古學的技術與發現大幅躍進，許多古代史都有相當豐富的著作內容與嶄新研究成果，比如兩本講述羅馬駐軍撤退後直到諾曼第大入侵的英格蘭史：《盎格魯薩克遜人簡史》（Leyser）、《盎格魯薩克遜人》（Morris）。前者組織比較跳躍，後者行文更為活潑。談論波斯帝國史之《波斯人》，風趣的寫法，不失為佳作。還有十分精彩的《穿過針眼》，描述羅馬帝國後期基督教財富的變化。《犍陀羅藝術探源》也是考古學佳作。

　《Why Nation Fails》的觀點乍看之下有些意思，但經不起推敲。就算不曾學過經濟學原理，也能從其歷史敘述逐步理解作者試圖表達的觀點。書的最初講到一些關於繁榮的假設，最後則是提到這些國際組織制度上的干涉，我還以為這些東西早已不需要反駁。前者大致上只需要有點歷史概念，後者則是對於政治思想有涉獵，都可以輕易看出其中謬誤。

　書中描述的自由，大致在兩種脈絡中，一是既存的自由概念擴大其適用對象（比如投票），一是活動免於剝削免於受侵擾（貿易、市集等）。但這些事項嚴格說起來都不能直接稱為提升自由：這是政治科學（極其當代的學科）意識形態史。前者並沒有擴張或提出新的自由概念，後者也是屬於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我並不是要抬槓「自由適用對象的擴大不算自由」，這更多是定義問題。但適用對象的擴張與自由概念的擴張本質不同，這是需要說明的（作者似乎不這麼認為）。後者則有某些觀念上的混淆：早在亞歷山大開疆拓土，並由其繼任者整修道路前，商人早就穿梭在這些地區並有豐碩成果。免於剝削與免於受侵擾確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使特定活動變得更活躍，但完全不是決定該活動是否得以成立的關鍵因素；以此反證那些繁榮程度遠遠落後的地區如何如何就更加淘氣。

　因此，帶著這些混亂，作者提出的歷史故事還算有趣，卻不是那麼有說服力。比如我們怎麼確定來自政府主導的資源置換（蘇聯）與「自由」經濟體（歐美）對繁榮（或「自由」）影響的要素是什麼？當代國家徵收稅與搾取體系影響「自由」的界線在哪裡？不將這些細節弄清，這本書提出的觀點就會很難有說服力。

　如果用非常簡化的方式來說，這本書的主要問題大概可以寫成「基尼係數與繁榮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當然不是用GDP當作基準（GDP是個極度糟糕的指標），而是在一個經濟體中，財富的分配與運用財富的可能性相較於財富規模大小的差異是不是會高度地影響經濟體的表現？

　第二本書《The narrow corridor》更進一步把這種描述方式擴大，缺陷也類似。書中的假設是社會與政體（「巨靈」）的兩個力量在互相拉扯中（「紅心皇后效應」）如何影響一個經濟體走向繁榮或混亂。延續上一本書，作者認為要有某種力量維持法律與治安的有效、解決紛爭、打造基礎建設等等，方能為自由，進一步為經濟繁榮創造良好環境。與前一本書相同，論述中很多細節被忽略掉，最讓我感到不自在的就是社會與政體（國家）的區別。讀到後面，能夠察覺到作者使用政體/國家的意思是菁英：掌握司法、軍隊、官僚體系與經濟成果持份的人（不知道作者有沒有意識到，這就是最樸素的國家機器的意義）；至於社會則是那些組成人口中非菁英的大部分成員。「紅心皇后效應」則有雙方共同增長與零和之分。這種區分之所以容易造成混亂就在於毫無意義（還記得FF13怎樣描述「肩負神靈使命的人如果沒有完成就會被變成水晶」嗎？並不因為學術書籍或論文提出「紅心皇后效應」就會讓這個詞變得更加有必要或是更能說明什麼。）最有趣的是：這是一種純粹動態的觀點。反過來說，在毫無外部因素影響下，就沒有辦法描述特定地區是否有潛力變得更加繁榮或自由。

　我認為這是錯的。書中對於各種歷史範例的處理大致都是靜態的：在某個時間點某位人物做了怎樣的事情。然而這種描述法基本上與其論點衝突：我們如何確定該地區大部分（或至少有足夠意義）的成員（社會）都參與這樣的變動或樂於處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就算把時間跨度拉長，書中的例子依然顯得特別愚蠢。比如中國那章，從商鞅和孔子講到安祿山、《儒林外史》（范進中舉）到清朝留辮子的各種事情，卻毫無重點也毫無建樹。任何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歷史在這段期間內的差異遠大於共相。

　書中也試圖把這種概念圖表化，因此把社會與政體/國家分別放在縱軸與橫軸（？），將「窄道」放在圖表中間。或許這是為了更好地說明和理解，但這樣一來就不得不問：用什麼指標決定社會與政體/國家所在的位置？如何定義窄道所在與其範圍？各種力量帶領特定地區的移動方向如何決定？更加讓我覺得此理論還太過粗糙。

　仔細回想，書中用這種模型描述的所有案例都帶著後見之明。更何況，書中的理論架構與百年前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基本無異，特別想要指出「中國（集權主義體系）的增長是無法持續的」（但書中卻沒有拿出任何能夠令人信服的證據）；還不要說特別喜歡拿英美澳歐這些國家當作自由與繁榮的例子。美國政治的腐敗與寡頭力量、突破天際的不平等（僅就財富論，美國是超越所有地域與時代的不平等表率）。作者的理論中沒有容納這些現象的空間。

　《大眾的反叛》的價值在於提出大眾成為一個能夠經常觀察到的現象，僅此而已，剩下都在胡扯（跟柄谷善男先生的所有著作相當類似）。行文中有許多意見（英國人如何，法國人如何等等），經不起推敲。卡內蒂的《群眾與權力》也頗有這味道。書內有好些利用人類學家觀察各地部落的描述作為「群眾」表現的說法，大可不必。我能理解卡內蒂試圖研究群眾這種現象，但書中大多數段落都比不上《The Warriors》幾句話，這大概是因為只要把人從複數降級為單數，戰爭提供的佐證遠比諸原始部落直接得多。

　每個年代與地區都會有說話聲音很大卻內容空洞的領銜人物，而他們的價值大概只能是其年代或地區智力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