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感想之一

　已經很久沒有耕耘此地。在這段時間內我除了忙於工作（最常用的藉口）之外，就是忙於墮落：沒再翻譯（有幸的是我買到芥川獎全集第五卷至第十二卷，然而在那之後進入當代，應該我想翻譯的文章數量也會大幅降低。———安部公房的作品算是有些意思，但是完全脫離短篇小說的範疇了———有志之士可以比較看看：從第一屆入選作品至今約百年後的入選作品，描述方式差距多少）；讀書也極少。完全轉變（這個詞是極其精確的）成一般人了。

　恰好近期時間比較多，放置已久的書重新讀起，為了讓自己的精神再次振作，把讀書心得寫在這。或許很難找到停止庸俗化的方式，但是不可能不去對抗。

　《現代日本的締造》的作者Marius B. Jansen似乎是個長期研究日本史的人（我沒有讀過他的其他著作），然而這本書幾乎沒有結構，只是把各個時期的某些主題陳列出來。比如要從德川時期訂為現代日本的起點，當然沒有問題（這更多的是觀點與偏重），只是書中幾乎沒有講到為何要這麼去看：日本確實從鎌倉時期就短暫地經歷幕府統治———同樣的，如果我們要這麼理解的話，首先要搞清楚幕府統治指的是什麼。而書中對於這種史學基礎似乎不太感興趣，你能讀到一個事件又一個事件，但我想知道的所在多有：從織田到豐臣到德川，但為何他們會是「共主」（或者是值得被提起的將領）？中國的思想為何在德川幕府可以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原先不是領土的北海道與沖繩為何會變成日本領地？從戰國時期到幕府時期的農工商生產與組織發生什麼變化？各藩間的衝突、暴動等如何產生又如何處理？等等。書中很喜歡用個代表性的人物說該時日本中有這樣的思想或成就，但更有意義的問題是：使得這種思想或成就得以出現的土壤與背景是什麼？

　總之，這本書雖然份量足，但只是很簡單的日本四百年間主題介紹，當作入門書差強人意。想要深入理解這段時間日本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本書只是個簡陋的起點。

　《宗子維城》，與書名不同，作者Lothar von Falkenhausen試圖說明的是，我們從儒家，或者說孔先生的語句中所知，三皇五帝（此詞大概只在儒家百科裡方有其意義）開始就有一個很穩定的制度，由姬旦先生文獻化———還有發揚光大，實際上孔先生所知的禮樂制度，很有可能是在西周遷都雒邑前的一兩百年左右禮樂改革產生的東西，意思也就是距離孔先生的時代大約三百年左右，並非古已有之，也不是宗周建立時就已經訂好的，只是對過去的美好想像。考古證據顯示（雖然因為盜墓而不完整），上述時期的陪葬品與葬墓出現差別，似乎因為是禮樂改制導致。

　這是很有趣的觀點，不過我不具備考古甚至是上古史專業，其中細節不多討論。我想講的有兩個，一是作者提到做中國古史的人發現新文獻就會很快地解讀並以此為基礎展開討論，在他看來，解讀文字需要的是一些基礎概念，但也如此而已；並且，他提醒這些古文字其實都是以制式化的方式寫下，不能被認為是最能反映當時狀況的資料。身為一個非專業的史學愛好者，我其實很少率先讀本地人寫的本地史，這就是原因之一：研究當地史學的當地人很容易受到某些因素影響而太過專注討論某些問題，比如過去的對岸上古史因為受到馬恩思維的薰陶，都會把政權管轄範圍的擴大用剝削的擴張來解釋（管仲先生在齊國施行的政策等等），還有抱持「農民起義對抗大地主」這種圖示說明很多事情。又或者台灣史學界，也很容易出現台灣人民意識這種詞彙（國族主義害人不淺）等等。這當然不是不行，不過很少有人意識到，當這樣說話跟解釋事情時，告訴我們的更多是關於說話者，而非提及的對象。我為了釜底抽薪，都會提前避開意識形態類型的史學作品，不過這不表示沒有意識形態就會讓史學（不限於此，所有的）作品自動變好，反之亦然。前者就如方才提到的《現代日本的締造》；後者我覺得《性與性格》（Otto Weininger）是個好例子。

　第二點則是文獻批判的態度：中國明朝的文人，或許因為沒辦法有啥想法，大量地蒐集各種古本，卻完全不加選校，反而搞得清末至今的人在解讀時無所適從。（魯迅先生：「明人刻書而古書亡。」）盡信書不如無書。

　延伸第一點，順便講講《腓尼基人》。這本書的出發點讓我覺得很不安：用現代的國族主義視點，試圖證明在當時根本沒有所謂的自覺是腓尼基人的一群人。當然，古埃及人大概也不會有自覺自己是新王朝時期的人。花很多力氣去證實（或偽）古代人沒有現代人概念，最終當然什麼也不會找到。而且書中沒有很清晰的敘述線（何謂腓尼基、迦太基，以及這群人活動的領域、時間與範圍等等），或許對專業份子來說這些都屬於基本知識，若以專書論，則顯得主題相當混亂。

　既然講到國族主義，那就延伸下去好了。戴伯芬的《末代女礦工》粗糙到讓我相當驚訝。口述歷史似乎是當代人很喜歡的作法，如果沒有一個更大的架構處理，很容易陷入聽故事跟一家之言的狀況，而本書就是如此。如果很想要把當時婦女狀況與「父權社會」的壓迫連在一起說，那當時礦場的婦女處境著墨就未免過於薄弱。但作者似乎又不想放棄這種揚棄主題的機會，所以時不時跳一個這樣的大詞出來。我舉個例子：我的奶奶是永安人，當時家裡做魚塭，她又是長女，因為家裡貧窮，小時候就得要勞動整天，去找給牲口吃的食物並且餵他們、挑水與農作等等。但我不會因為這樣就覺得她苦命或勞碌的起因是父權社會或什麼其他當代的流行概念：不是父權社會讓她是長女同時又得負擔弟妹生存與家計，也不是類似的原因導致她家窮困，或是魚塭—農村生活可以在一個更加具生產力的基礎上展開的藉口。從這個方面來說，在生產力尚未有重大進展前，聖經裡講的汗滴入土方得溫飽遠比某某主義和思想講的更有說服力。這不是說我奶奶就未曾遇過「當男的真好」那種時刻，也不是說以前就不存在分工不均，然而要討論這類話題，特別是在歷史的意義上，那還要很多研究與知識。在本書中看不到這些。

　《印度佛教史》我讀的是S.R.Goyel所著，本書從印度思想的起源講起，到佛教產生的狀況，佛教發展，到最後佛教如何（在印度本土）又與印度教的儀式混合在一起而衰退。在佛教中，我實在無法接受大乘的思維架構，因為外力無法協助一個人證得羅漢果，理論的方法是：那些已經證得羅漢果的人會為了那些尚未證得的人拒絕成佛。（為什麼可以選？）然而這些理論家並沒有在原先的架構上增加業報能受他人影響的選擇，他們只是引導，那這個說法就完全是多此一舉。更不要說我們在其他國家的大乘思維中看到多少庸俗化的結果。

　如果要認知歷史與觀念的複雜，我想最好的老師是米沃什，同時也能當作現今身分認同最好的解毒劑。他的作品好像市面上只有簡體翻譯版本的（這大概是繁體書籍與出版社頭腦結構最好的說明），《被禁錮的頭腦》是我最初接觸的作品，近期讀的則是《米沃什詞典》。裡面各樣回憶與閃現的智慧，可以協助我們跨出自己頭腦固定巡迴的領域。

　說到這裡，近期身分認同的思想似乎佔據道德制高點。（以往寫過，ACG文章內就已經有這種搞法：只要是某種身分，重要的是聲音，而不是頭腦。）不過這跟任何種族如何認定自己一樣。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對於自己是中國還是台灣人至今都未有定論———或者精確地說，未有共識。這不是說我們只能從歷史裡面尋找答案，兩派人士的理由其實在偏重之處不同。就此事實而言，歷史用來為意識形態服務。這一切都建立在反智識的觀念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特定族群的人不會甚至不能理解（理論上，他們都是潛在的壓迫者）相異族群的經驗，而這與人類公共領域的假定可溝通前提相互矛盾。

　《稗家粹編》裡的故事，也能夠和《搜神記》等千年前的道家故事相比。基調有：「美麗的女子來投懷送抱」（女性主義者從這可以找到發力點）、「仙界有完整的官僚體系」、「成仙之後現有生活就會得到極大程度的提升」。所以成仙者居所也是庭園、女侍、薰香與旨酒，只是都「人間非有」。這些仙魔鬼怪的故事被科舉和皇帝大火一燉，變得質地均一且顯得相當無聊，只有很少數尚具特色。不知唐人小說會是何種景象。

　近期美國似乎有禁書的風潮：某些團體（其中包含使命感極強的公民與父母）希望某些書能夠遠離小朋友的視線。想當然耳，這些使命感極強的公民不會因此忽然具備讀書的興趣或閒暇，所以他們判斷某本書適合與否的方式並不是讀過，而是利用書背的總結或是現代工具（某某詞在書中出現的次數等）。讀書人的誤解有時要花幾百年或更久，才能等到一位智者告訴我們哪裡有問題；但不讀書人的誤解連這樣的機會都沒有，只能看著他們智識自殺。我不贊成這些使命感極強的公民的幹法，倒不是因為其意識形態———他們本來就不是透過文字吸取新知的人———而是因為他們剝奪其他人讀書的機會，就算是不好的書。這個時代的人已經太習慣把品味交給別人處理（時裝、米其林、評價系統），結果是當代人成功地變為一群鸚鵡，無法自己說這東西好在哪壞在哪———但別人這麼講。只將那些被認為是好的東西交給一個人，並不是在塑造其品味，而是在塑造環境。

　而更讓我覺得好玩的是，當代社會發明（或許不少人會堅持是發現）介於孩童和成人之間的階段。當初佛洛伊德寫過他的「理論」或許僅適用於德語圈而無法被轉譯，然而更正確的說法是他的「理論」僅適用中產階級家庭。性以及何以成為性是他們苦惱的，或者說恐懼的。有趣的循環是：首先我們說這個年紀的人（「青少年」）開始形成性觀念，這對他們影響很大（根據理論，在此時每個事件都是關鍵的），所以家長與學校應該要掌握他們接觸的性資訊，讓他們可以擁有正確的性觀念。後現代主義者竟然沒有將此當作最好的權力—知識壓迫機制並加以批判，才是讓我最驚訝的。與其說我因為其破綻而不想親近「青少年決定論」或創傷理論，倒不如說因為精神衛生：人類自有文字紀錄以來，代代的思想者與創作者都在突破困境、解決難題與探究尚未被解析之物。然而精神分析理論基本上否定———這種理論認為傑出者之所以傑出，乃是因為他們將某些不明所以且無法在其他領域發散的力量用於該領域。好像沒有幾個人認為這種看法其實與浮士德的傳說無異———讓人類可能變得偉大的前提：自由。為何佛洛伊德提出的終究是中產階級理論，正因為他們是不懂偉大為何物的聚集體。

　況且，當代人太過接近那些會損害他們的東西：社群媒體、將流量等同評價的思維（竟然無法理解這只是低能且毫無建樹的的描述方式）。閱讀或許沒有辦法是解毒劑，至少是個讓自己遠離有害物質的手段。

　Mary Beard的《SPQR》是本很有趣的書，把大部分專業知識隱藏在背後，提出很多困難且複雜的問題。西賽羅曾寫過：「Nescire autem quid ante quam natus sis acciderit, id est semper esse puerum」，因為羅馬的政治思想傳統，如Arrent指出，就是如何保存與重現建城那刻最偉大的功績。但讓我從不同的方向說，不光nescire已發生的事，過信同樣也會讓人總是puerum。而這也相當有趣地體現在Beckwith的《絲路上的帝國》裡面。雖然主題是整個中央歐亞地區的歷史，Beckwith先生用一小部分的篇幅提到現代主義、當代的國家體制與東亞學界對於科學考究的抗拒，讓我有強烈的共感。比如讀楊寬先生的西周史與東周史，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放在中心地位的中國（包括認為煉鐵技術領先西歐千年，事實上這項技術以及戰車都有很大可能性是從中亞進口的舶來品，這當然不是說楊先生的時代還沒掌握到新出土的證據，而是這種比較方式）；稍微讀些日本史也能很輕鬆地感受到這類情緒。這就更多是在講情感而不是事實了。

　至於現代多數國家，每個正式名稱幾乎都含有共和，事實上都根本不是共和體制。當代的政治科學———我認為這是讓大家有別的方式思考的做法，但比較好的名稱應該是治理條件分析的方法論。再次根據Arrent，我們考慮政治的分類方式大致上被羅馬傳統（或者說經過羅馬人發揚光大的希臘思想）限定。這也是《SPQR》開宗明義提到的。當代各國幾乎都有個似乎是元老院的機構（名稱也是直接借用）與體制，還有濫用民主這個詞（體現在投票行動的偏執上）。

　現代主義的作品大概是為了擺脫傳統的束縛，或者回答一些因為新知識帶來的問題，導致這些作品越來越與需要專業方能理解，結果是只有一個小圈子，喪失過去工藝在生活中的意義（感謝浪漫主義）。這個可以歸納為各藝術領域都在追求其本真性：音樂的音樂性（四分三十三秒才會因此出名）、繪畫的繪畫性（我很希望就停在抽象繪畫）、詩的詩性（結果自廢武功，無韻無音都被拉入詩）等等。本真性與創作的基礎根本無關。過於意識本真性，創作理論先於創作而行。這些，對於我來說都還不算是現代主義作品最讓人厭惡之處———還有千年間的各種作品可以讓我們徜徉其中，忽略一個時期，特別是這一個時期，實在算不上損失。我認為創作者應該試圖掌握每個細部的效果（在多大的程度上成功是我們判斷這個作品是否偉大的基準，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基準）。可以在米沃什《獵人的一年》裡的想法之上思考，他寫到為何某些作品會讓人認出其作者：「這也就是那個嚴格意義上的『個人』唯一永遠不被摧毀的東西，因為摧毀它將是無意義和不公正的。」而使用隨機方式創作者，已經自行摧毀自己（從智識開始），無意義且不公正地，這才是最讓我受不了的。